潘天寿先生认为：“中西艺术是可以互相交流的，但是中西艺术交流的结果是要中国艺术和西方艺术拉开距离，而不是中国艺术表现的内容或者形貌、形式语言向西方看齐。”“中西绘画要拉开距离，个人风格要有独创性，时代思潮可以有世界性，但表示时代精神的艺术作品、形式风格还是越多样越好。”从上世纪20年代末开始，这个观点就贯穿在他的著作中，但是为什么他在上世纪50年代、60年代又特别提出“拉开距离”呢？这是有历史原因的。
20世纪初西画东渐，对中国艺术产生了积极与消极两方面的影响。积极的影响大家都知道，西画以强势的地位进入中国，对中国画有相当程度的抑制作用，包括康有为、鲁迅、陈独秀这些人，他们都主张用西画来改造中国画，不只是补充中国画的不足，更主要是改造中国画。以徐悲鸿为代表的一些艺术家也主张用西画的造型、色彩、观念和技巧来补充中国画的不足，其中也有改造的意思。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改造中国画的声音越来越高，特别是在50年代初期，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绘画传到中国，对中国的影响非常大。当时的艺术教育，在以西方教育体系为基础的情况下，又特别引进了苏联的美术教育方法，其中一个重要的观点就是“素描是造型的基础”。中国画也以素描教学为基础，“以素描改造中国画”背后的意思就是中国画缺乏造型，缺乏对真实人物形体塑造的技巧。
在这种情况下，从“五四”之后到1949年这个阶段，再到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美术教育的引入，对中国画的冲击十分明显，潘天寿等不少艺术家都对这个问题提出了质疑和批评。其中批评最尖锐的是潘天寿先生，他提出的“拉开距离”论，实际上是从“五四运动”开始到上世纪60年代这个历史阶段，他看到了这么多年中国画所走的弯路，又因为他本人从事中国画创作，所以对这个问题的思考是最深刻的、提出的问题也是最尖锐的。
因为潘天寿对中国画本身有深入的研究，对中国画的本质、中国画与西画的同和异，特别是相互之间的差异理解得也就非常深刻。他认为中国画和西画在原理上、在本质上当然有很多是相同的，比如都是要表现人类的思想和感情，但是作为创作体系，这是两个不同的艺术体系。他认为西画重视科学，中国画重视哲学。就是说中国画不是以自然科学这些法则，如比例、透视等进行创作的，中国画是哲理的，以书法的笔线为基础，是平面的，在平面里用笔墨来表现人类深刻的思想感情。
既然和西画在表现方法上是不同的，那么中国画是不是可以引进西方的观点和造型呢？简单从“拉开距离”论这个观点来看，很多人都认为潘天寿是偏于保守的，是反对引进西画的观点和造型技巧的，实际上并不是这样。
潘天寿从20年代末期做青年教师的时候，对中国画和西画相互之间的关系已经发表了很深刻的见解。他认为一个民族的绘画都是在混交的情况之下才会向前发展，一个民族的文化和艺术不可能采取封闭的态度，关起门来自己发展。他认为中国绘画的辉煌时代都是由中国画、中国艺术和外来的艺术交流后才达到的。后来在他的中国美术史、中国绘画史的著说里也有类似的观点，是不是说上世纪50年代、60年代潘天寿改变了他的看法呢？不是的，他在60年代其他的言论和著说里也指出中国画是可以引进西画的一些技法和技巧的，但是要适当地引进，要符合中国画创造原理的引进，要把适合于中国画创造的因素引进来，不能把和中国画格格不入的东西引进来。
他曾经说，无论是中国画引进西方画的技法和技巧，或者是西画引进中国画的技法或技巧，目的都是为了增加各自的高度，也就是说中国画引进西方的观点和技巧是为了增加中国画的高度，而不是削弱这个高度，不是去消解中国画的艺术语言。潘天寿先生不仅有这样的言论，而且他担当浙江美术学院院长的时候，对中国画教学进行改革，对全国也有很大的影响。方增先这些当时的年轻艺术家，从油画进入中国画创作，对西方的素描加以改造，增添了中国画的笔墨语言技巧。新浙派的形成，和潘天寿先生当时的理论和实践有密切关系。
“中西绘画拉开距离”论现在还有没有意义呢？我认为是有现实意义的。客观来讲，我们不能否认20世纪在中西融合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中西融合是一个大思潮，徐悲鸿、黄胄、李可染等先生以中西融合的策略引进西画补充中国画的不足，这应该说是历史的必然。但是潘天寿先生的“拉开距离”论并不排斥中西融合的做法，因为中西融合的绘画，凡是取得成就的，都是把西画的因素引进到中国画，增加了中国画的高度。
在今天中国画向前发展的过程中，我们还要继续坚持走“拉开距离”的道路，现在中西文化广泛交流，我们仍然需要吸收西方文化的成果，但是最后我们创造的成果应该不是和西方文化相同的，应该有自己独立的品格、面貌、情趣和格调。
（根据中国国家博物馆“潘天寿艺术国际学术研讨会”录音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