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多家大型省市区博物馆都在酝酿或正在进行“装修”——推翻原有展览，改造基本陈列。在新馆建设、老馆改造的契机下，在免票参观、稳定客流的背景下，博物馆大有“将改陈进行到底”的意思，而在不知不觉中迎来“改”时代的博物馆基本陈列，其开放品质也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



　　从17年到5年



　　以往，博物馆基本陈列一经推出便会在较长时期内保持不变，顶多适时进行些“小修小补”，因为更新一个基本陈列的投资往往需要数百万元乃至数千万元，而人力、物力、时间的投入也不在少数。这一状况在上世纪末本世纪初有所改观。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国家对于文博事业的支持力度不断增大，一大批省市区博物馆相继进行基本陈列改造或因馆舍更新而设计制作新的基本陈列。正是在这种情形下，耗资近3000万元的新的基本陈列“陕西古代文明”，于2008年在陕西历史博物馆正式对外开放。



　　1991年建成开放的陕西历史博物馆是我国第一座大型现代化博物馆，其丰厚的馆藏每年都会迎来近百万人次的参观者，但文物再精美还是难挡基本陈列多年不变的尴尬：使用了10多年的展具已显陈旧;通柜式陈列淹没了很多值得仔细观赏和品味的珍贵文物;缺乏辅助手段，没有可供观众体验和互动的设施;同时，陕西考古发掘中的新发现也未在展览中得以补充。“鉴于这些问题，我们早在1998年就筹划改造基本陈列，但由于经费等多方面原因而一直拖延下来。”陕西历史博物馆副馆长马振智说，经过半年提纲撰写，半年施工，“迟到”的新的基本陈列终于在两年前与观众见面了;同时他坦言，基本陈列17年未做调整只是个“特例”，通常来说，博物馆界公认的基本陈列更新一般在10年左右，近年来却有周期加快的趋势。



　　首都博物馆新馆落成距今仅有5年时间，但将原有基本陈列“古都北京·历史文化篇”和“古都北京·城建篇”合二为一的改陈计划已于去年启动。首都博物馆业务研究部副主任冯好表示，当前，博物馆展陈体系大都由展现区域文化特色的基本陈列、挖掘馆藏文物精品的专题陈列、带动社会参观热情而引进的临时展览3部分构成，相比一时轰动的外展，基本陈列是博物馆的根基和灵魂，最能够体现馆藏实力和研究成果，担当着体现博物馆性质、作用的任务。因此，我们不能忽视博物馆基本陈列的重要意义和社教功能。从17年到5年，其更新步伐的日益加快，也将新时期下如何提升博物馆基本陈列内容和形式的课题摆在了博物馆同仁的面前。



　　内容“不落伍”



　　在很多观众的印象中，按照历史时期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等方面进行平铺直叙是很多博物馆基本陈列的“通用”模式，然而这种常规思路显然已经开始被新的思路取代。以陕西博物馆为例，其上世纪90年代初期确立的基本陈列“陕西古代史陈列”便以通史体例全面反映了陕西古代史的发展历程，而改陈后的基本陈列“陕西古代文明”则把史前和周秦汉唐时期作为展示重点，原来的宋元明清阶段被改为“唐以后的陕西”。“这符合陕西在周秦汉唐时期是中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历史地位，以及唐代以后随着国都东迁而变为西北中心的史实。”马振智认为，如写书一般的通史陈列，内容上面面俱到，不仅枯燥，而且重点不突出，该馆原有基本陈列只得到很多观众“文物很美”的评价便说明了这一点。而在山西博物院发展部副主任梁育军看来，时间框架的展览模式，不仅不能凸现地域特色，同时又容易与中国通史展发生“撞车”。因此，2004年竣工的山西博物院以“晋魂”为主题的基本陈列，形成了以物代史、史物结合的陈列风格。



　　2009年完成基本陈列“中原古代文明之光”改造的河南博物院，还提出了一个新的展陈方式：改变侧重文物精品展示的做法，加强器物组群的理念——杜岭方鼎、妇好?尊、玉柄铁剑、莲鹤方壶等“镇院之宝”被作为独立欣赏对象而存在，分布在各展厅的显著位置，彰显出“中原重器、国之瑰宝”的不凡气度;将新郑郑韩故城的一个礼器窖藏坑和一个乐器窖藏坑，包括9鼎8簋、24件编钟在内的共计55件文物置入一个特殊的大型展柜中。“这样做有利于观众感受春秋时期郑国国君举行祭祀大典时的盛大场面。”河南博物院陈列部主任李琴解释说，群组形式的展品，以一定的组织形式来共同阐述主题、传达信息，实现了由传统的“欣赏型”到“思考型”展示手段的转变。



　　形式“不冒进”



　　各省市区博物馆的基本陈列一定要围绕地域文化“做文章”，但正在策划基本陈列改造的河北省博物馆陈列部主任张丽敏最近却有些“头疼”——馆藏“家当”中能够体现燕赵文化的文物“因盗掘严重，馆藏较少，不足以支撑展览，与其历史地位很不相称”。其实，基本陈列受馆藏资源困扰并非个案，比如史前遗址类博物馆，由于受到当时社会生产力制约，出土文物大都是质地普通、损毁较为严重的“坛坛罐罐”，这对于大多数缺乏一定专业知识的观众而言只是看到了一些“石块、骨头”，其中蕴含的学术价值无从知晓;再如一些历史名人纪念馆，由于年代久远，与人物直接相关的文物只剩下“几张纸片、几本书”，观众通过这些展品无法直观感知历史氛围和人物成就。而辽宁省博物馆副馆长刘宁还告诉记者一个很多博物馆的共同“苦衷”：自上世纪80年代一些考古研究所与博物馆陆续“分家”后，新出土的文物无法及时划归博物馆，加上现在很多地县均有自己的博物馆来分享文物资源，博物馆在某些文物类型上呈现“无米之炊”的境况，只能借展，这也制约了展陈设计。



　　博物馆“用物说话”，但当文物匮乏或观赏性、艺术性不佳之时，便需要从形式上进行弥补;同时，文物加文字或图片、表格的平面展示难免乏味、单调，更重要的是有限的说明牌不能满足观众了解文物背后承载的诸多历史信息，于是动态展陈逐渐有与静态展陈分庭抗礼之势。当前，无论改陈或新建，新技术、新手段被大量引入博物馆，多媒体、数字化已成为新的展览语言。导览触摸屏、多幕投影、幻影成像、数字影片、电子书……还有场景化、交互式尝试，博物馆展览的震撼力和吸引力均得到极大增强，观众不仅可以通过视觉、听觉来“参观博物馆”，甚至还可以用触觉来“触摸博物馆”。



　　然而，炫目的科技手段有时却给一些博物馆爱好者大同小异之感，甚至有观众发问：博物馆展览难道就是最新展示手段的简单堆砌吗?“现在的经费投入令很多博物馆有能力应用这些科技展陈手段，但高科技对于博物馆来说是把双刃剑。”采访中，一些博物馆界人士表示，有的博物馆滥用高科技，不仅造成声光电污染，还令历史真实性和展览科学性出现缺失、错误;还有的博物馆效仿他馆盲目引进同类设备，造成“水土不服”，因此在博物馆展陈形式上不可冒进，实验性的想法更是不可取。“人们到博物馆是来看文物的，高科技手段只是展览的辅助，不能喧宾夺主。”据马振智介绍，陕西历史博物馆基本陈列改造时制作了一批数字高清短片，其长度都限制在3分钟左右，并对放映位置和音量进行了选择和控制;而一些多媒体查询系统则被放在了展厅外。对此，一些文博专家也发出了告诫：博物馆改陈不应一哄而起，而要结合实际，有针对性地合理运用高科技手段，否则便会搞得不伦不类，还会造成重大损失和浪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