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书法硕士研究生导师、福建省书法家协会副主席)

按照我们的理解，对于书法艺术审美符号特殊性的认识，除了从整个审美构成关系层面上来解决外，还要取决于艺术生存的环境。当人类进人一个新千年里，任何一个文化的枝节。局部，都会引人反顾思索，鉴往知来。文化是一种社会生产，文化作为一种产业，在现代经济结构中越来越显示出基础位置。因为文化产业是以精神产品为主导的产业，对自然资源、环境不构成威胁、不造成消耗，同样具备了可持续发展的最基本要素。
二十世纪末的二十多年间，书法艺术的发展使我们真切地感到了在不断拓展的审美空间，书法为社会精神资源之一，陶冶性灵、抒情意，提升精神导向功能作用仍为首要。书法家众多、书法作品众多、书法活动蜂起，都说明了几千年历史的书法艺术仍然有着无限的丰富性和可发展性。如果把这二十余年的发展当作进入新世纪的铺垫，我们需要更多地考虑未来，如何使书法的持续发展更具有稳定性。无疑，方向的把握比速度更要紧。

春秋时代的思想家，认为“和生”是任何事物发展的根本。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也是注重和谐，其模式是和谐文化，只有和谐才有生命，才能发展，和谐是一切事物的基本原则。因此，“和”的意义是很丰富的：和合、和衷、和平，还引申为均衡、合作、平等、浑穆、协调等等。和之贵为了“生”，生衍属发展，综观千年书法进展，坎坷不平，快慢不一，有进有退，都与和或不和大有关系。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类正在不断地摒弃那些不和的杂音，以便有利于人类的生存、艺术的生存。

对于我们的生存环境，一个人有自然属性，又有社会属性。自然属性在进化中虽然有所积弱衰退，但仍然需要自然空间，又需要社会空间。书法艺术对于生存空间是很敏感的，它的成活，只能在相对的社会空间里。社会空间的不同，对书法艺术的存活可能性起了很大的作用。譬如书法离开了中国本土，它的生成就缺乏土壤。在某一些国土上可能成活，却被相应的改变了，甚至被同化了，附着了那一国土的韵致。所以从一开始，书法显示了自己的生存属性，对于它的发展，人们必须提供相应的发展空间和创作原则，同时有意识地、积极地清理环境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以及附着在书法家精神上的芜杂污垢。

书法艺术作为一种历史文化遗产，为后人承传时，是有一定的规范的。人们通过对艺术的把握，通过自身的情怀舒展，摄取艺术中的必然信息，拓展意念的范围，以补充精神的不足。每一门艺术都从不同的角度给予人们精神上的补偿，同时人们也借助艺术，认识人生，赋予思考的深度。可以说艺术和人生之理想是相通的，譬如刚柔相济、奇正相生、虚实互现，都使人获得借鉴、延用。但是书法艺术的承传，也有不少负面效应跟着延续下去，使发展受到阻碍，甚至仍在不断的损害着艺术，使艺术不能和谐有序的展开。譬如传统文化中，存在着引和为私的观念。它以和的面目出现，以和为手段，成了维持等第、级别的标尺。而在某些时候，它又以和谐为幌子，美名曰一统，削弱艺术家的个性，挫钝艺术家的思想锋锐，集合于某一种审美的共性上，使整个书坛看似书家众多，却死水一潭。历代书坛上的行政制约手段也若隐若现，甚至流派之内，也以“家法”、“师法”为制约。史载，汉武帝建元五年置石经博士，传授诗、易、书等儒家经典。这些博士专主一家，各以家法教授。汉代重师法，师之所传，弟子之所受，不敢一字出人。古人如此重视家法、师法，不是没有原因的。丢了家法、师法便丢了特征、丢了面子。为了保持相对的稳定和所谓的尊严，排他便成了必要。这看起来一派之内和睦融融，危机却潜伏下来了。再者，互相利用互相吹捧，也在和谐的外表滋长退化、庸常的情绪。应该说这些负面效应在当前是更明显了，特别是传媒的迅速，包装的兴起，总是使一些名不符实的作者在推销中得到书法家的头衔。因此我们总会在轰轰烈烈的活动中，感到许多不和谐的行为，被繁荣的表面遮蔽了。和当代书法家所不同的是，古代书法家都可以称为文人，都是在文人的基础上成为书法家的。这样，即便书法的发展不理想，也还有一条底线，那就是文人情怀。这是当时的一种自觉。在人们眼中，东方西方，对文人的界定都不会有太大的偏差，总是认为文人穷思真知、解惑授业、消解无知、预见未来。这样情怀的人把握艺术，会更带有一种生命意义及人文理想，把艺术视为高雅斯文，而不是取利的工具。当代书法家群，可称为文人的当然不多。我们当然为许多人乐意援笔儒墨而高兴，因为这是书道中兴在数量上的一个佐证。但是二十余年来，活动办了不少，书法家全心全意到处都是，文人的品性却不见得增长多少。这就不能保证书法艺术的发展有长久性，在进进出出躁动不安的人当中，真正的文人是不至如此的。所谓放弃，都是缺乏文人固有的坚忍不拔的毅力，只想把书坛做为竞技场而不是心灵停泊的港湾，搏一把再说，搏不赢则弃之。而书法这门艺术恰恰需要长久磨炼、积累的过程，常常要筛去许多投机者，留下真正的奉献者。既然人具有自然性和社会性，那么自然与社会所构成的生存环境对人来讲就是至关重要的。生存环境处于正常运行状态，艺术的生长就会本质些、本真些，而如果异常，就人为些、功利些。人们固然喜爱正常的生存环境，希望在这种环境中使自我感官与精神获得畅适，更充分地展示自己的能力，达到理想状态。但是，更多的时候却是不太正常或异常的。譬如当今的书法艺术环境，已经对文人提出了挑战。大众文化的兴起，它是商业社会发展起来的文化，被纳人市场之中，大众文化中极具诱惑的娱乐性，本身就潜藏着一种明显的反文化倾向。大众文化的这种反文化的商品化倾向，遮蔽并解构掉了艺术的商品化倾向，遮蔽并解构掉了艺术本质共有的精神旨趣。同时，援笔挥毫理所当然因为样式的单调、隐性而被冷漠，长久积累的艰辛使人怯步。大众文化的环境确实已烘托起一种使人们身不由已的趋附于各种消费时尚的话语里。生活在如此现实的平面上，缺乏回顾意识，缺乏弘扬传统文化的思想，生理感官上的娱乐就轻而易举地替代了纯粹精神的自娱。书法艺术那些内在的规定性，诸如美感、精神内涵、人格魁力甚至教化功能，都已经很难被一般大众感受。这样的生存环境对于大众文化是一方沃土，适宜于把大众培养成通俗娱乐的接受者。但是难以达到精神层次上的消费。因此这样的环境，就艺术角度审视，就是一种不适，或者说危机。众多的书法家，尤其是中年老年的书法家会对封建社会对书艺的倡导感到留恋，这种怀旧的情绪，实际上是对当今艺术生存环境不满足的折射。

当代的某些书法家，在面临大众文化冲击的现状下，主要原因并非因为缺乏自我批判精神或不善于反省自身，而是因为缺少对艺术的持守精神，太容易追随潮流、制造潮流，往往抛弃自己曾经获得的精神价值而走向大众，以大众那些带有娱乐性的价值观念为标准进行修正、凋整，其结果都是丧失了自己。书坛这种现象值得注意，这一切的开始都不是来自权力的压迫，而是那些没有坚定艺术人格又缺少精神持守的人的主动调整。

这样的行为，更多地形成了趋同的特征，相互认同的可能性较大，相互获得利益的可能性也较大。这也就难怪有些作者要揣摩评委喜好，要学评委的字，要不断地调整自己被最大认同的方向。总是认为艺术追求上今是而昨非，这也易于造成自己原本可以自然而然协调发展的思维图式受到挤压而变形。老子曾经认为“人多伎巧，奇物滋起”，他是很反对过份玩弄智力、玩弄机巧、玩弄心术的，甚至表现出对所谓的“智谋”的厌恶。老子为此提出弃智、去智，倡导回归到本心，回到一种安宁有序的本真生活和秩序中来，消除那些争强好智行为带来的负面效应。老子并非一味地反智、一味地弃智、一味地去智，他所反对的是与本真之道相悖离的小智，甚至是玩道于股掌之间的邪智，而强调的是与人心、与问道相关的耳聪目明的大智。我们可以这样认为，只有那种求道的知识才是真正的知识。那么，人在追求艺术中需不需要智力，需不需要形而上的悟性、感觉、灵气？这都是需要的。但是，如果离开了艺术本体的追求，非艺术成份的渗入，非但不能使这些人受益，甚至会由此产生一大堆有害无益的文化垃圾。越是迎合一般民众的口味，就越走向世俗，就越需要非艺术的因素。书法艺术越发展必定越高雅，它不能面对大众文化的价值取向，不能降低品位，带来日常生活和百姓色彩。如果这方面去附合、迁就大众文化，消失的就是个性和高雅。这就好像电脑书法，书法家总是要削弱自己的个性，制作成很世俗、为大众说好看的千字一律的电脑字。这时，他的个性又将何存焉。
东西方文化中有着许多差异，如果稍稍注意，便可以发现中国的传统文化中蕴含着很深的生存危机意识，这一点要强过西方文化中的“挪亚方舟”。“福兮祸之所伏”，先人就多次在理念的表述上从人类行为方面寻求危机发生的根源的自觉。如今，我们还可以发现许多这种忧患意识流传下来，如“花人忧天”。“积谷防饥”、“未雨绸缎”、“居安思危”等等警诫。书法艺术经过几千年的发展，已经变得十分稳定，如果没有一种整合的力量，是难以向前推进一步的。而当今宽松的创作环境，更多地是增长了人们对于技巧把握的兴趣，增长了竞胜的信心，却忽略了书法家的文人修养。这样，表面上虽然各种活动热闹非凡，但本质上看并没有进展，甚至在不断地重复。在当今的知识经济时代里，无论是技巧创新、思维创新，都离不开文化对人创造性的培养。文化所提供给书法家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依然无所不在，这就更需要书法家不能仅仅执着于一支笔、几种书体、几个活动。事实也昭示，书法艺术不是一个封闭的系统，一个有成就的书法家也不能局限一隅，全面地和谐地发展，应该是新世纪书法家的要求。
就社会历史的发展而言，人的社会性是逐渐地增强的，而自然属性在降低。做为书法家的生存环境，与自然交流的空间和时间就狭隘了、减少了。对文化环境的评估有多种尺度，但是都无法回避人与自然这一命题。人与自然密不可分这一个基础一旦失去，也就失去了精神文化的真正依托。有人并不认识到这种潜移默化的危机，以为有了古代书法遗产就可以写好字，当好书法家。同时自然属性的成分少了，人们对艺术中自然生成、顺其自然的现律的理解也就肤浅了。当今社会在艺术追求上的速配现象也十分明显。为了速配，人们用尽各种方法解决学习过程中时间长的问题，想使书法学习在短时间里得大效果。艺术的掌握固然少不了方法，再高明的方法，也需要时间的滋养，需要很长一段自然消化、生成的时间。万物生长是如此，艺术追求也无不如此。所以速配只能使人类既美好又丰富的文化感觉、韵致彻底摧毁，剩下的只有操作性的因素而无内蕴、这就需要整个社会的调控。不仅凋控自然环境，而且调控社会生存环境。这些年由于自然环境的恶化，引起了人类高度的注意，而社会环境的调控，似未见多大起色，各种消费娱乐的种类日多，显然是符合当今的社会环境要求的，而对于书法艺术有益的生态环境未见发展，这就形成书法人口少，质量也不高。社会调控可以通过家庭、教育、宗教、社会舆论等意识形态来展开，但这些工作至今仍然薄弱之至。回首魏晋间书法家有一个很明显的迹象，就是家族式文化的调控。绵延而下，代代相传。晋时的王、谢、郗、庾、卫诸家族书法的兴盛，和亲缘血缘承传密不可分。如王氏家族，延续三百余年。一方面是家法的承传，保持家族艺术的特色，另一方面是影响社会上其他的家族，推波助澜共策前进。而如今，家族中的艺术氛围淡薄了，父业子不继，诗礼不传，家族文化成了昨日黄花。再说社会舆论，落实到书法艺术的鼓舞引导上就更薄弱了，往后文化心理上的差异和隔阂增大，舆论又无力或跟不上，甚至会使人产生心理上对书法艺术形式的对抗，完全对它失去兴致。任何社会调控都有局限性，有所倚重也就有所忽视，这一点我们的先人已经看得甚为清楚了。他们运用其他的方式来自救、来自我提升。那就是在长期的修持践履中陶冶性灵变化气质，使个体的自我逐渐走出平庸进人高雅。这样，自省反思就非常重要，尤其书法艺术的创作是纯粹私人化的，是最贴近个人的心灵的。如果缺乏自我的更深、更新的体验或者没有真切的体验，那么克服自身的缺陷，升华自己的生存境界也就无从谈起。中国的书法家会在今后的发展中．继续从事个体的发展，而越来越不习惯集体化的活动。那么，止观双修、心斋坐忘等个体的修炼手段，都会越来越受到重视。
对于未来的书法艺术及书法家的发展，未必能凭臆测来估量。我们能说的就是当书法追求仍然需要以古典法帖为范本、仍然需要对古典精华汲取时，方向是不会有大的变化的。但是，人们对于心灵需求要有更高的标准，对低俗、平庸化、机械复制、商业化、消解人文精神的种种行为都在抵御之列，对进人新世纪的书法家而言，无疑是一种责任和检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