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叔陈寅恪于一九六九年“文革”狂潮中逝世，其骨灰瓮一直暂厝广州。我们后辈去年曾拟将他的骨灰归葬杭州郊外祖茔，并立碑纪念。碑文为“陈寅恪先生之墓”七字。为此，我曾请友人托周振甫同志转恳钱锺书先生撰写碑文，因锺书先生为当代史家且亦系昔年水木清华园中学人，自度当可蒙慨允。为恐钱先生撰大字不便，我特说明撰小字亦可，嗣后再由我设法利用复印机放大。

数月后，周振甫同志转告钱先生已复信婉辞，并录信中所述有关书道见解，博识妙喻，令人叹赏。因不忍任此珠玑湮没，特转录如下，并以事先未征得钱先生首肯而擅作主张深感歉意。

“弟不工书，寻常献丑，不过尺牍、笔札，所谓帖体，而非碑体。重诸金石，字必端正。阮文达南帖北碑之论，盖系未睹南朝碑版结体方正与北碑不异。郭沫若见南碑，遂谓世传右军兰亭序非晋宋书体，必后世伪托。其隅见而乖圆览，与文达各堕一边。以董玄宰书之秀媚而大字辄作颜平原体，即此意耳。况小字放大，终如小婢学大夫人，纤足放成脚，贻笑识者，玷辱贞珉。至弟忝窃虚名，抚躬自惭之不暇，而何敢厚颜奋笔为标榜之资乎？乞兄善为我向封雄先生代达下情，感刻感刻。”



钱锺书对陈封雄经周振甫请托书写“陈寅恪先生之墓”之事婉言谢绝，理由是自己不善书法，况且平常书写信札之类的字体，属“帖体”而非“碑体”，并不适于题刻上石。这是钱先生在这里表达的主要观点。为了进一步说明这个观点，他从反正两个方面予以论证。反方，是他对清代书法理论家阮元与当代学者郭沫若关于书法的“碑”、“帖”之论提出质疑；正方，是他举出明代书法家董其昌写小字与写大字时具有不同风格的事实。最后归结为一点：“帖体”适于写小字，“碑体”适于写大字；即便将“帖体”照原样放大，也终究缺乏“碑体”的气势。

“南”、“北”之争、“碑”、“帖”之论是清代书法理论史上一个著名的话题。阮元（字伯元，谥文达）于清嘉庆年间写出《南北书派论》、《北碑南帖论》等文，对中国书法风格的“南北”之分进行了系统的论述，认为北派之书主要用于碑版与榜书，故而保持了篆隶之法，以遒劲见长；而南派之书源于尺牍、手札之类的刻帖，字全变为真、行、草书，风格流为姿媚。言下之意以北碑为上，南帖为下。阮元之后，包世臣、康有为等也进一步尊碑抑帖，重北轻南，从而在清代掀起了一场“碑学热”。所不同的是，康有为时期南朝碑刻出土远较阮元时期为多，故而康氏论书不言南北而分碑帖，又于碑中分朝论之，重在南北朝时期的碑刻而鄙薄唐以后的碑刻。钱锺书先生这里的观点似与康有为有相通之处，认为“南朝碑版结体方正与北碑不异”，书法风格的分野在于碑帖而不在于南北。

钱先生信中所提“郭沫若见南碑遂谓世传右军兰亭序非晋宋书体”一事，则涉及20世纪60年代中期一场著名的学术争讼。1965年在南京郊外出土两通东晋墓志铭，引起郭沫若的注意。当年6月，郭沫若在《光明日报》发表《由王谢墓志的出土论到〈兰亭序〉的真伪》一文，从新出土王谢墓字迹及《兰亭序》与《世说新语》注引的《临河序》文字不同，怀疑连书法带文章都既非王羲之所作，也非王羲之所书，而是王羲之后人的伪作。此说一出，反响极大。南京市文史研究馆馆员高二适写出《〈兰亭序〉真伪驳议》一文，对郭文指名道姓进行批评。文章写好后，接到投稿的报社碍于郭沫若的名望，不敢发表。后经章士钊将高文送到毛泽东那里，毛泽东说了句著名的话：“笔墨官司，有比无好。”从而在学界引发一场关于《兰亭序》真伪的大争论。钱先生这里认为，郭沫若从出土南碑字体而引发对《兰亭序》的否定，实际上是忽视了“碑”与“帖”在字体上存在差异的事实，因而与以南北界定“碑”、“帖”风格的阮元“各堕一边”，都有失公允。

在举出阮元和郭沫若的偏颇之处之后，钱先生又以董其昌（字玄宰）在不同的书写场合选择不同的字体风格作为佐证。董氏称得上宋元明以来“帖学”派最后的大师，其书风一贯妍秀姿媚，空灵剔透。但在有些场合，他又写得一手沉郁雄浑的颜字，如传世《三世诰命卷》即是。钱先生所谓“董玄宰书之秀媚而大字辄作颜平原体”，或许正是指此。

因此在钱先生看来，“帖体”与“碑体”用途不同，风格也不同。二者之间的差异，并不能用简单的照原样放大的方式得到弥补，那样做只能是“终如小婢学大夫人”，贻笑大方而已。“婢学夫人”一语，亦是从前人书论中化用。如南朝梁袁昂《古今书评》：“羊欣书如大家婢为夫人，虽处其位，而举止羞涩，终不似真。”梁武帝萧衍《古今书人优劣评》亦有类似说法。明代祝允明《书述》：“又有张天骏者，亦将婢学夫人，咄哉！樵爨厮养，丑恶臭秽，涊淟齿牙，恐异时或得其名失其迹，妄冒误人。”饶有趣味的是，钱先生这里又加一句“纤足放成脚”，更形象化地比喻小字放大后的不伦不类。

在区区二百字内，涉及了如此丰富的书史、书论内容，钱锺书先生之学识渊博，于此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