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引用宋代大诗人苏轼在《书吴道子画后》里的句子“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来形容何道洪的陶艺创作风格。去何道洪那里做客的人，都想获得自己对紫砂创作的灵感；而对艺术家何道洪来说，他能够给予倾听者的东西也不尽相同。
1943年1月4日，他出生在江苏宜兴丁蜀镇，10岁就接触陶土，始作陶器；16岁进紫砂工艺厂师从紫砂老艺人王寅春，方器、圆器、筋纹器等基本功都扎下厚实的基础；1965年底，又拜素有“陈鸣远第二”的裴石民为师，学习塑器和象真果蔬的制作技艺；其后不断学习探索创新，上世纪90年代初，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如今花甲之年仍在紫砂艺苑中挥洒自如。
早在上世纪60年代，何道洪因《牛盖洋桶壶》在紫砂行业赢得“何洋桶”的美名。除了师承王寅春、裴石民二人之细腻精致的壶风外，自己也在不断求新求变。1975年9月参加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日用陶瓷美术设计培训班”进修学习，从梅健鹰、张守智、杨永善等教授那里系统地学习了工艺造型设计方面的基础理论和现代设计技法，接受了现代美学的熏陶。这次学习深造，使他把艺术理论与紫砂工艺实践结合起来，从而打下扎实基础，其结业作品《九件椭圆竹节茶具》被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收藏。
之后，何道洪的艺术思维有很大的改变。他试图让紫砂历史作品上少有的豪放遒劲之气融于壶中。他从唐画宋词中领会意境，从古典名曲中吸收灵感，探索的路是漫长的，直到80年代中期以后作品渐渐流露出豪放遒劲的力度。后来张守智教授称他：“在造型形体上表现出来的力度，是紫砂艺术上的重大突破，自清代邵大亨以来，没有一个人能达到如此的境界。”
自1978年作品《十一件套梅椿茶具》、《五件套鼎梅茶具》被选为邓小平首次访日的国家礼品名震紫砂界后，从80年代开始，何道洪的艺术创作达到鼎盛时期，大部分作品都在这个时期问世获奖。在1980年的《组合茶具》和《菊形叠式组合茶具》中对壶体的功能结构进行了艺术创作上突破性的改革，值得一提的是1987年的《玉牛壶》已脱离以前作品工致、灵逸的壶风而表现出前人未有的豪放风格，何道洪谦虚地说此时的“变”尚为一种初级的变，具有极深思辩内涵的雏形。即便如此，此壶在何道洪作品中也应有举足轻重的位置，开豪放之风，破立自如。其后作品如《集思壶》、《道鼎壶》等已经完全具有豪放豁达之壶风，而《道鼎壶》堪称何道洪的经典代表之作，整体壶身庄重肃穆却不失灵逸，形似大鼎，虚实之间收放有道。何道洪在《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一文中提到此壶说：把、身、嘴三者线条统一，风格统一，都取壮而不臃、硕而有力者，线条与壶身照应得较为自然。出嘴处呈收势，下把贴紧处呈出势，把与嘴的呼应成“动势”而非“整势”，显得稳定泰然，刚劲有力，神采飞扬。近年，何道洪作品屡得收藏界、壶艺、陶艺界青睐，被盛誉为“神品”。如《敦竹壶》、《桃竹壶》、《岁寒三友壶》等，把塑品象形提升到诗情画意的境界，不仅制作技艺超凡绝伦，而且给人感触至深，超出想象，在枝、叶、杆、果实及整体形态表现上，其特写夸张、对比、抽象等艺术魅力，随手可触。
他的作品在“形、神、气、力、势、匀”达到完美统一，同时又真正做到“方非一式，圆无一相”，且作品的壶型绝不重复创作，所以受到收藏家和爱壶者的追捧，再加上他的作品量少质精，从不被商业行为所牵引，从而达到千金难得一壶的程度。他的多件作品先后被故宫博物馆、中南海紫光阁、香港茶具文物馆、中央工艺美院等收藏。为弘扬紫砂艺术，他分别在日本、韩国、新加坡、马来西亚、香港、台湾等国家和地区进行学术交流并作现场紫砂艺术表演。
何道洪的确是一位难得的制作技术全面的紫砂陶艺家，紫砂全才，其名不虚。他熟悉掌握各种砂壶制作技法，深知泥料特性及配色学问，又有丰富的制壶实务经验与美学理论基础，使得光素器敦实稳重，式度严谨；花塑器意法自然，浑然天成；筋纹器井然有序，一丝不苟；方器规矩有致，刚柔并济，有先贤遗风，又直追古人胜于古人；做工细致，造型却是豪迈大气，形成世人称道的“何氏风格”，为人所仰慕。有些制壶者为利益所使，模仿何道洪作品，款底写上“何道洪”，无奈不得其豪放之神韵，反而显得臃肿，这种李鬼行径只能贻笑大方。从这一侧面也可看出何道洪作品的确难求。
“造壶者要善于且巧于调集自己的妙悟、自己的理念、自己的意气，赋予紫砂壶深厚凝重的思辩力度。这是我多年来的创作感想，也是我一以贯之的创作追求。”何道洪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在我想象中何老应该是不苟言笑的，至少是让人敬畏的。在“博道斋”与何老谋面后才发现他十分热情、憨厚、秉直，很有亲和力。何老说现在早上打打太极拳，白天和女儿一起做茶壶，晚上就打开电视看新闻，然后看看书、写写字，搞些创作素材等等。何老特别喜欢唱《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一段“西边的太阳就要落山了……”的旋律伴随着他晨出暮归，从而可以想象大师心态静稳，一派超凡脱俗的心境。自从长女何燕萍1985年跟着何老学艺， 1991年小女何叶跟着拜师，如今两个女儿也继承和发扬“何氏风格”。言谈中他一直珍惜地拿着女儿做的壶。他对我说她们的壶已经具有他的风格了，接着又讲起“何氏风格”的特点。一般人认为“何氏风格”只是壶嘴、壶把有别于一般，其实是一种初级和肤浅的认识，壶嘴、壶把的独特性是“何氏风格”的两扇窗户或进入“何氏风格”理念的两扇门。“何氏风格”讲究的是壶的整体天合而成，无论是嘴、把、钮、盖、壶身、壶脚都要协调一致，相互呼应，携手联袂，共鸣出“何氏风格”的形、神、气、力、势、匀六要素的完美节奏。另外他说将豪放遒劲引入壶中，让意气理念流注其间，以力的分合统摄其形也是壶的灵魂所在。
去年适逢改革开放30周年，对于何道洪来说，这个主题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1978年10月22日，国家领导人邓小平正式访问日本时，带去了一套紫砂“梅桩茶具”，作为国礼赠送给了当时的日本首相福田赳夫。这套珍贵的紫砂茶具，就是由何道洪设计和制作的。弹指一挥间，事过30年，如今已逾花甲之年的何道洪回忆起当时的情景，仿佛还在眼前：“我记得，那是在1978年小平同志首次访问日本时，中方在选择礼品方面参考了日方的意见，因为日本人喜欢中国紫砂茶具，所以就到了江苏宜兴。那会儿只有一个紫砂厂，所以他们就赶到我们紫砂厂来选。当时在品位规格要求上是很高的，所以他们下来后选了很久。当他们见到我的一套梅桩茶具（一个梅桩壶、五个梅花杯、五个梅花盘）和一套五件鼎梅茶具时，立即眼前一亮，当时就拍板定下了这两套茶具。由于没有摄像机、照相机等，未能把这两套壶拍下来做留念。他们拿我的作品去做国礼，份量是很重的。《参考消息》出了一篇专门的报道：邓小平首次访问日本，将一套高级紫砂茶具作为国礼送给日本首相福田赳夫。这件事情，我至今记忆深刻。”
我好奇地问他：“那么现在这两套壶在日本哪个纪念馆陈列着呢？”
“这就不得而知了，我也没去问过。这是我们在自己厂里制作的东西，本来是要送一套九件作品的，但后来日方说要十一件的那套，指明要那件包括单个壶、五个杯，五个盘的梅桩壶，以及那套五件鼎梅壶，当时是我自己亲手给他们的。”
不久前，何道洪还通过一些媒体表示 ：“只有把紫砂艺术看得比自己的生命还珍贵，才会一步一个脚印地追求紫砂艺术。”
一个人的风骨精神，确实是他所从事的艺术的灵魂，所以说从艺到最后一定是做人。何道洪的作品之所以能得到大众的认可，绝不仅仅是因为他陶艺创作的题材以及其艺术风格的独特性，更大程度往往是因为大师的艺德和对待艺术的朴实之心。对很多人来说，何道洪大师是他们仰慕的陶艺大家，但当我们拜访归来之后，我们觉得大师之所以是大师，更多是因为他对艺术的热爱和追求，才诠释出“兴趣源于心而出于行”，因此他便能够成功摆脱世俗的虚浮。苏轼在《书吴道子画后》里的诗句“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大概又可以做一番新的理解：有新意却不脱法度乃是出于责任之心，豪放之外可寄妙理乃是出于兴趣之意。有了责任之心和兴趣之意，要“定下心来好好做壶”又怎么会难呢？
紫砂艺术生涯已五十个春秋的何大师性情平和，绝无大师架子，却有着古人雅士的风采和处事风格，作品身价不菲，但他仍然维持作品高品质的一贯作风，把壶当成自己生命的延续，从不为商业的炒作和迎合市场去创作，这样的大师让人肃然起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