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本文梳理了王羲之《兰亭序》从史籍无闻到“天下第一行书”的流传经过，并借用西方接受美学的方法着重分析了唐太宗“寻找《兰亭序》”、“师法《兰亭序》”和“推广《兰亭序》”的接受过程。文章肯定了唐太宗对推动《兰亭序》的接受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同时也指出应对其接受行为产生的负面影响认真反思。

关键词：《兰亭序》 唐太宗 “第一读者”

“三春启群品，寄畅在所因”[1]，永和九年暮春，文人雅士兴会兰亭妙地，吟诗作赋，曲水流觞，诗成之后，王羲之戛戛独造，以一篇《兰亭集序》惊座四方，由此创造了东晋书法史上的奇迹，而且构筑了“天下第一行书”的千年佳话。丝毫不夸张地说，东晋以降的书法现象总能直接或间接地折射出“兰亭”的光芒。然而如果一味地称颂《兰亭序》的伟大，而冷落了唐太宗的“睿赏”，似乎并不合情理，正如阐释学大师伽达默尔所言，艺术作品本身“是存在于所有变迁着的存在体之中的，这所有存在体是作品本身的组成部分，它们与作品本身是同时并存的”[2]。因而从这一意义上探讨唐太宗对于《兰亭序》的接受问题，对于我们书法史的学术建构就不是可有可无的事情了。

一

著名法兰克福学派学者德国接受美学家姚斯曾指出，“文学作品并非是对于每个时代的每个观察者都以同一种面貌出现的自在客体，……只有阅读活动才能将作品从死的语言材料中拯救出来并赋予它现实的生命”[3]。书法作为一个精神图象化的文本，也同样符合上述规律 。王羲之的书法就经历着这样一个不断被阐释不断被“生成”的过程。早在羲之生活的东晋时期，他的书法就已扬名四方，所谓“声华四宇，价倾五都” [4]。不论是上层士人“桓玄耽玩不能释手”、“西南豪士，咸慕其风……家赢金币，竞远寻求”，还是平常老妪“复以十数扇来请书”[4] 都着实说明羲之书法雅俗共赏，众人宝爱。不仅如此，羲之书法已为时人效仿，有时竟连右军自己都说“小人几欲乱真”[5]。但是从羲之仙逝后到南齐之间，大令书法的豪放之美更加为人推崇。尽管如此，王羲之作为伟大书家的地位却始终不可置疑。对此，书论中处处皆有明证：“王羲之，晋右将军、会稽内史，博精群法，特善草隶。羊欣云‘古今莫二’” [6]；南朝宋虞和云，二王书法“终古之独绝；百代之楷式。”[7]到南朝梁武帝萧衍时，羲之不及献之的局面大有改观，“王羲之书字势雄逸，如龙跳天门，虎卧凤阙，故历代宝之，永以为训。”[8]与此相应的有南朝梁庾肩吾《书品》中列王羲之为“上之上”品，而王献之仅为“上之中”品。效法羲之书法的现象在此时更加普遍，“梁氏秘阁散逸以来，吾见二王真草多矣，家中尝得十卷；方知陶隐居、阮交州、萧祭酒诸书，莫不得羲之体，故是书之渊源。”[9]……笔者之所以做出如上枚举，旨在把羲之书法从产生到唐代之前的接受线索做出大致梳理；试图在钩沉史料之际进行深入思考：既然“王右军书如谢家子弟，纵复不端正者，爽爽有一种风气”[11]，既然他的书法已广为流传，那“或以潘岳《金谷诗序》方其文” [11]而令羲之“闻而甚喜”的《兰亭集序》为何迟迟没人提及，是文献散佚还是尚未为人所重？

二

唐人何延之《兰亭记》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答案，“（羲之）挥毫制（兰亭）序兴乐而书，……是时殆有神助，及醒后他日更书数十百本终不及之，右军亦自珍爱宝重，留付子孙传掌”[12]。原来羲之珍爱《兰亭》，不愿其流落它所，仅限家传。如此这般，传至七代孙智永禅师时，《兰亭序》不得已传给其弟子辩才。辩才自得《兰亭》，深藏秘室，十分宝爱，然而他的小心翼翼还是未能保证《兰亭》保持“平凡”的命运。

贞观年间，唐太宗登基即位。这个马背上骁勇善战的皇帝深知“虽以武功定天下，终当以文德绥海内，文武之道，各随其时”[13]的道理，于是蓬勃兴起一系列整齐文化的措施。在他大兴儒学、张皇文统，建立新的教育和选举制度之时，所谓“身言书判”的“书法”也受到了空前的重视。马宗霍在《书林藻鉴》概述道：“考之于史，唐之国学凡六，其五曰书学，置书学博士，学书日纸一幅，是以书为教也。又唐铨选择人之法有四，其三曰书，楷法遒美者为中程，是以书取士也。以书为教仿于周，以书取士仿于汉，置书博士仿于晋，至专立书学，实自唐实。”同时，太宗又“诏京官职五品以上嗜书者二十四人，隶馆习书，出案中书法以授之。”[14]，除推行上述书法政策之外，太宗还定立王羲之为国人的学书偶像。他“于右军之书，特留睿赏，贞观初下昭购求，殆尽遗逸”[15]；“尝以金帛购求王羲之书迹，天下争赍古书诣阙以献。” [16]到贞观六年太宗“命整理御府古今工书钟、王等真迹，得一千五百一十卷”[16]，在这千余张真迹中，却惟独没有《兰亭序》，一场声势浩大的悬赏《兰亭》的活动由此展开。

唐太宗得到《兰亭序》的过程，有两种不同的记述。其一为《刘餗传记》的记载：“太宗为秦王，日见拓本惊喜，乃贵价市大王书，《兰亭》终不至焉。乃遣问辩才师，欧阳询就越州求得之，以武德四年入秦府”；其二为何延之《兰亭记》的记载：“辩才俗姓袁氏，梁司空昂之玄孙。辩才博学工文，琴棋书画，皆得其妙。……尝于所寝方丈梁上凿其暗槛，以贮《兰亭》，宝惜贵重，甚于禅师在日。至贞观中，太宗以德政之暇，锐志玩书，临写右军真、草书帖，购募备尽，唯未得《兰亭》。寻讨此书，知在辩才之所，乃降敕追师入内道场供养，恩赍优恰……方便善诱”。面对赫赫皇权，辩才牢记先师的遗愿、恪守自我的誓言，“往日侍奉先师，实尝获见。自禅师殁后，荐经丧乱坠失，不知所在。”然而太宗渴望《兰亭》迫切之至，竭尽所能，命令“负才艺，多权谋”的大臣萧翼乔装打扮，和辩才结为朋友，最终智取兰亭。这第二种记载富有传奇色彩，历史上广为流传。虽然可能是历史史实的文学化渲染，具有“历史神话学”的意味，但它的形成毕竟在一定程度上传达了当时社会的真实情况，足以见出太宗对羲之有多么崇拜。

其实，据《刘餗传记》记载，隋炀帝见过《兰亭》真迹，“王右军《兰亭序》，梁乱出外，陈天嘉中为僧所得，至大建中献于宣帝，隋平陈日或以献晋王，王不之宝”。这位同样喜好书画雅乐的帝王却没有对《兰亭》产生好感，仅以“王不之宝”留给后人无限遥想，在不轻易间把“第一读者”的身份拱手相让。何为接受史上的“第一读者”？它当然并非第一个接触艺术作品的读者，而是在艺术接受活动中对经典作品的首次权威性的解读者，借用陈文忠先生的话说，“所谓接受史上的‘第一读者’，是指以其独到的见解和精辟的阐释，为作家作品开创接受史、奠定接受基础、甚至指引接受方向的那位特殊读者”[17]。具体到《兰亭》而言，唐太宗责无旁贷地担当起“第一读者”的神圣使命，正是他的出现，让《兰亭》的接受史变得光怪陆离。假如离开了唐太宗，《兰亭》会在何时又会被怎样接受，都是无法设想的。

三

唐太宗毕竟是珍爱《兰亭》的，他“宝惜者独此书为最，置于座侧朝夕观赏”[18]。所谓“上有所好，下必有所甚焉”，《兰亭》的摹本和临本应运而生。“帝命供奉搨书人赵模、韩道政、冯承素、诸葛贞等四人，各搨数本，以赐皇太子、诸王近臣”[19]，这是著名的 “冯摹本”即“神龙本”。另外还有传为虞世南临本“天历本”或“张金界奴本”（兰亭八柱第一）、传禇遂良摹本（兰亭八柱第二）、传禇遂良临本（黄绢本）以及传为欧阳询临摹上石的《定武兰亭》等。[20]

对于《兰亭》的钟爱之情，太宗不仅限于把玩真迹，而且付诸于“心摹手追”的临池实践。从现存的《晋祠铭》、《温泉铭》、《屏风帖》以及《淳化阁帖》收入的太宗书札来看，无不体现出他对羲之书风的吸纳和发扬。

品评羲之书风常以“内擫”一词作以形容。沈尹默在《书法论丛》中指出：“要用内擫法，先须凝神、静气，一心一意地注意到纸上的笔毫，在每一点画的中心线上，不断地起伏顿挫着往来行动，使毫摄墨，不令溢出画外，务求骨力十足，刚劲不挠。”可见这是一种刚坚而中正，流美而宁静的书风。太宗赫赫有名的《晋祠铭》就取法于尚骨力的“内擫”法。此书多用圆笔藏锋，饱藏骨力，千钧之力凝聚毫端。在《石墨镌华》中赵函评论此碑“全法《圣教序》、《兰亭》而纵横自如。”无独有偶，清人钱大昕评曰：“书法与《怀仁圣教序》极相似，盖其心摹手追乎右军者深矣。”选取《晋祠铭》和《怀仁集王羲之圣教序》中相同的字做出比较，其渊源关系便非常明显。以“承”字为例（图一），不难发现两字的运笔都为“内擫”法，其字势也十分相似，只是《晋祠铭》的“承”字生动、跌宕一些，而《圣教序》的“承”字更平正一些。再以“哲”字为例（图二），其运笔的内在理路也大体一致，且都重骨力，但《圣教序》中的“哲”字在行笔中更注意提笔，因而更显力度。比较之后，可以明显看出太宗取法于羲之的运笔和结体，但其造诣毕竟不及右军，不免显露出运笔的浮软和结体的散漫来。另外，《晋祠铭》中三十八个各有千秋、绝无雷同的“之”字着实可与《兰亭》变化丰富的“之”字颦美。从整体布局而论，李书既保留王书字字成其势，互相映带的章法特点，也体现出北书严整致密的布局，从而显得庄重而稳健，秀雅而浑厚，温润而雄放，形成了内刚外柔，南北兼具的风格特点（图三）。

如果说《晋祠铭》反映出太宗性格中求实沉着的一面，那《温泉铭》（图四）则更多的是其风流倜傥的明证。此书通篇流溢出一种虎步龙行，豪放不羁的帝王气概。它把《兰亭》（图五）用笔的洒脱自然、抑扬流转和章法的疏朗通透与帝王的英迈之气融为一体，在雍容和雅，圆劲遒丽之外，更具有整劲奔放之势，不乏剑戟森严之感。所谓 “质讵胜文，貌能全体，兼风骨，总法体。”[21]再以《淳化阁帖》中收入的《两度帖》（图六）为例，论其章法，行气贯通，上下呼应，左右欹侧，跌宕之致实为右军手札之后续。总之，唐太宗对王羲之书法的传承与阐释是显而易见的。宋人张耒在《宛丘集》中说太宗书法“用笔精工，法度粹美，杂之二王帖中不能辨也”，诚非虚语。

唐太宗不仅在实践领域承传羲之书法，还专门写了《王羲之传赞》大张王学。在该文中，太宗指出钟繇书法“论其尽善，或有所疑”，“古而不今”，“长而逾制”；献之书法“字势疏瘦”，“笔踪拘束”；子云书法“无丈夫气”；而唯有羲之书法“详察古今，研精篆素，尽善尽美”。[22]至此而给予羲之书法一个绝对的历史定位，使其书法地位从晋宋间特重献之，从梁武帝“子敬不迨逸少，逸少不迨钟繇”[23]的低谷中跃然走出，成为引领中国书坛的千年盟主。

“尽善尽美”是书法审美的最高原则，唐太宗之所以加之王羲之，是因为他认为王羲之的书法是崇尚骨力和冲和之美的最佳结合。“骨”的概念最早由卫夫人在《笔阵图》中提出：“善笔力者多骨，不善笔力者多肉”。在此，太宗排抑梁、陈俱肆巧媚、缺乏典重的书风而强调书法之筋骨，实有矫正南朝浮靡书风的目的。在《论书》中他极大地突出骨力的地位：“今吾临古人之书，殊不学其形势，唯求其骨力，及得其骨力，而形势自生耳”。在尚骨的同时，太宗反复提出“冲和”的要求。如“心正气和，则契于玄妙……志气不和，书必颠覆……正者，冲和之谓也”，[24]“神气冲合为妙，今比重明轻，用指腕不如锋鋩，用锋鋩不如冲和之气” [25]等。冲和是一种平和典正的气象，它最早源自《老子•四十二章》“万物光而抱阳，冲气以为和”。黄钺《二十四画品》中也有“冲和”一品，“在书法美的领域里，冲和具有虚灵平和、冲淡蕴藉的品格，它意志静穆，境界深远，举之可见，求之已遥……在晋代，王羲之最富于冲和之气”[26]。在此，太宗的论书主张可与一代英主政治上兼容并蓄、审美上融合南北的取向互相印证。

四

在艺术作品的接受过程中，正是“第一读者”的引介才使艺术作品焕发出勃勃生机，“第一读者”深刻地、突破性地、颇具洞见的认识无疑是艺术文本接受史上最为闪亮的一环。然而不可忽视的是，对于同一作品的“召唤结构”，不同的接受个体在不同“期待视野”的引领下会产生个性化的解读，这对于艺术作品的原汁原味无疑是一种消解。在“第一读者”以其优先性地位的接受影响着后来者的理解时，我们就不得不思考：若将艺术作品回放于整个艺术史的长河中，“第一读者”的接受是否会对接受史的总体流变产生重大的影响？进而又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因太宗的推崇，“贞观、永徽以还，右军之势，几奔天下”[27]，遂有“虞世南得其美蕴”、“欧阳询得其力”、“禇遂良得其意”和“薛稷得其清” [28]的说法。禇遂良《晋右军王羲之书目》把《兰亭》列为右军行书第一；孙过庭《书谱》中“……《东方朔画赞》、《太师箴》、《兰亭集序》、《告誓文》，斯并代俗所传真行绝致者也。”……也都体现了时人对《兰亭》的仰慕之情。笔者应予指出，《兰亭》的蔚为风气并非仅限于朝廷内部和士大夫阶层，它自“普彻窃搨以出，故在外传之”[29]而流落民间之后，立即具有广泛的接受群体，否则，敦煌卷子中怎会出现唐经生所书的《兰亭》写本？[30]时至宋朝，《兰亭》再度进入了接受高潮：赵宋帝王宋太宗、宋高宗都热衷王书，特重《兰亭》；北宋四家“苏黄米蔡”和南宋姜夔也非常喜爱《兰亭》，尤其是“东坡道人少日学《兰亭》”[31]，用功甚勤；加之自《淳化阁帖》产生后掀起了刻帖高潮，《兰亭》的刊刻也十分风靡，“《兰亭》帖，当宋末度南时，士大夫人人有之” [32]；而《兰亭考》、《兰亭续考》等“《兰亭》学”专著的问世再度提升了《兰亭》接受的理论层次。进入元代，赵孟頫一生学《兰亭》，他的《兰亭十三跋》是当时《兰亭》接受领域中引人注目的现象。明代是又一个崇尚帖学的时代，明成祖喜文好书，明仁宗也留心翰墨，曾临《兰亭》赐予沈度。清朝的几朝皇帝也雅好翰墨，康熙帝有时竟日临《兰亭》数遍；乾隆帝曾御定《兰亭八柱帖》。明清的文人雅士也极度推崇《兰亭》，如董其昌给予《兰亭》很高地位，“右军《兰亭叙》，章法为古今第一，其字皆映带而生，或小或大，随手所如，皆入法则，所以为神品也”[33]。而明人陈鉴在为“米元章题《禇摹兰亭》”的跋语中写到：“右米姓秘玩天下法书第一，……”，最终确定了《兰亭》“天下第一行书”的神圣地位，“《兰亭》一序，遂如日月经天，千秋万世，照耀坛坫矣”[34] 。

美国汉学家宇文所安曾说，唐太宗“既不是一位复杂的人物，也不是一位有才能的诗人，而是一个更成功的统治者。存世的太宗诗集是这一时期最大的集子之一。尽管有作为诗人的局限，他仍然明显地注重技巧。在统治前期，他似乎既鼓励儒家的教化，也提倡宫廷诗的雅致，不偏不倚地接受二者，认为它们都适合于帝王的尊严。”[35]以上侧重讲对诗歌的改造，置换到书法领域也互为表里。太宗之所以如此珍爱《兰亭》，其个人好尚当然不容否定，但更深层的原因应来自帝王“王道”话语机制之下的“伎俩与阴谋”。《兰亭》不激不厉、风规自远、文质彬彬的审美取向暗合了太宗一朝天子汲汲用儒家“温柔敦厚”的思想归整人心的强烈愿望；他之所以饱含深情地撰写《王羲之传赞》，给予“书为小道”时代中的书家以如此礼遇，是他积极利用羲之的历史地位和社会影响以求得到更大的社会支持；是他政治意志和个我追求的另一形式的宣示和强调；是“王圣同体”制度下君主遵从“责任伦理”的必然取向。因此，太宗虽放眼羲之，可“醉翁之意不在酒”，其现实内涵要远远大于其历史内涵！因而，唐太宗所拥有的《兰亭》文本已与载着骚人遗韵、晋宋风流的《兰亭》客体有着根本性的不同。作为接受者一方的他，最初就带有一种“先行之见”[36]的“前理解”而进入作品，这必然会引起“初始视域”与“现今视域”的错位与融合。唐人在这“视域融合”后的语境中认识《兰亭》，必然会受“第一读者”接受的影响。于是在一片顶礼膜拜的喧哗声中，在认同权威心理的驱使之下，《兰亭》被无限地临摹、复制、神化，它的神圣光环日见增厚，它的无言法力辐射千载，逐渐由艺术文本沦为政治工具，最终导致了《兰亭》接受的“效果历史”始终带有几分虚幻，几分神秘和几分无奈，甚至引来后代的质疑……

当然，话又说回来，借助政治力量推动的“崇王”运动，如果没有深厚的历史与美学作为支撑，它必然昙花一现。《兰亭》的艺术价值不应因政治的介入而遭受非历史的贬损。今天当我们再来审视这一千古名作，它那内擫的笔势、遒丽爽健的线条、圆融的体态尽显羲之书法的风流；它是骨力寓于姿媚之中，匠心蕴于自然之中的杰作；是玄学氛围濡染下羲之放浪形骸的精神气象之反映。因此仅就其艺术文本的独立价值而言，也完全配得上太宗褒奖，也完全有资格登上中国书法史上的“至尊宝座”！

“三春启群品，寄畅在所因”，回想那个洋溢着天然情趣和活泼生机的《兰亭》，不禁感怀，《兰亭序》之遇唐太宗是福是祸，王羲之在天之灵是喜是悲，更与何人说！

注释：
[1] 王羲之：《兰亭诗二首》，载逯钦立编《先秦汉魏南北朝诗•晋诗》十三卷，中华书局，1983，第895页
[2] [德] 伽达默尔，洪汉鼎译：《真理与方法》，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第175页
[3] [德] 姚斯：《文学史向文学理论的挑战》载蒋孔阳《二十世纪西方美学名著选》，复旦大学出版社，1987，第435页
[4] [5] [7] 虞和：《论书表》，载张彦远《法书要录》，人民美术出版社，1984，第二卷
[6] 羊欣：《采古来能书人名》，载张彦远《法书要录》，人民美术出版社，1984，第一卷
[8] 萧衍：《古今书人优劣评》，载《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第81页
[9] 颜之推：《论书》，载崔迩平编《历代书法论文续编》，上海书画出版社，1993，第28页
[10 ]袁昂：《古今书评》，载张彦远《法书要录》，人民美术出版社，1984，第二卷
[11][22] 唐太宗：《王羲之传》，载房玄龄等撰《晋书》，中华书局，1974，第2093页
[12] [19] 何延之：《兰亭记》，载张彦远《法书要录》，人民美术出版社，1984，第三卷
[13] 刘呴：《旧唐书•音乐志》，中华书局，1975，第二十八卷
[14] 欧阳修：《新唐书•百官志》，中华书局，1975，第四十六卷
[15][29] 武平一：《徐氏法书记》，载张彦远《法书要录》，人民美术出版社，1984，第三卷
[16] 《唐朝叙书录》，载张彦远《法书要录》，人民美术出版社，1984，第四卷
[17] 陈文忠：《中国古典诗歌接受史研究》，安徽大学出版社，1998，第64页
[18] 李绰：《尚书故事》载《丛书集成初编》，中华书局，1985年，第2739卷
[20] 注：因为本文并非考证文章，关于《兰亭》不同临摹本的书写者问题仍沿用旧说。
[21] 窦臮：《叙书赋》，载张彦远《法书要录》，人民美术出版社，1984，第五卷
[23] 萧衍：《观钟繇书法十二意》，载张彦远《法书要录》，人民美术出版社，1984，第三卷
[24] 李世民：《笔法决》，载《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第117页
[25] 李世民：《指意》，载《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第120页
[26] 金学智：《中国书法美学》，江苏教育出版社，1994，第664页
[27] 马宗霍：《书林藻鉴》，文物出版社 ，1984，第237页
[28] 李煜：《书评》，载董诰等编《全唐文》，中华书局，1983，第一百二十九卷
[30] 《敦煌宝藏》第122册第2544号
[31] 黄庭坚：《山谷题跋•跋东坡墨迹》，上海远东出版社，第134页
[32] 赵孟頫：《兰亭十三跋》
[33] 董其昌：《画禅室随笔•评法书》，上海远东出版社，第25页
[34] 祝嘉：《书学史》，成都古籍书店，第64页
[35] [美] 宇文所安，贾晋华译 ：《初唐诗》，三联书店，2004，第42页
[36] 注：以下术语来自[德] 伽达默尔，洪汉鼎译：《真理与方法》，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