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东晋王羲之的书学思想（有称“书法美学”、“书法理论”、“书法批评理论”等等），严格来说，是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开始的，一开始就遇到传世的王羲之书学文献的真伪问题。

今存唐宋书学丛辑、类书及文集所著录的王羲之书学文献，篇目比较多，包括后来窜改为卫夫人的《笔阵图》，皆为后人依托。20世纪30年代初余绍宋《书画书录解题》首次对王羲之书学文献作全面考证，但其“语气证伪”受到某些研究者的质疑。平心而论，“语气”、“文风”的证伪是传统考据学中的一种重要方法，也应该是有效的。用现代学术眼光看，其不足之处不在于没有证据，而在于材料、证据与结论之间的具体逻辑论证比较麻烦，因为对“语气”、“文风”的把握归根结底还是靠研究者的阅读感受。此后，40年代末唐耕余《〈笔阵图〉蜉化段及其内容》一文，对王羲之、卫夫人之《笔阵图》的证伪作出了重要贡献，遗憾的是这篇文稿在本世纪初才公开发表。20世纪90年代，笔者曾就传世的王羲之书学文献作出了全面而细致的考证，发表了《王羲之书学论著考辨》等文章，与唐先生的结论不谋而合，同样可以看作是对余先生的“语气证伪”的补充和扩展。

还有一篇特殊的王羲之书学文献，即《法书要录》卷一王羲之《自论书》（一作《论书》），余、唐二先生均未论及，今研究皆以为可信，其实该篇也是伪托。最可疑的是最后一句“平南、李式论君不谢。”意思是说：王廙、李式对你书艺的赞许，你不用谦让。这种表述说明，这篇写给“君”的信札应该成于王廙、李式健在之时。王廙是王羲之叔父，官至平南将军，卒于晋元帝永昌元年（322年），李式是卫夫人夫君李矩的侄子，卒于晋成帝成和三年（328年），王廙在世时，王羲之（303~361年）不到20岁，怎么可能在与“君”的书信中狂言“吾书比之钟、张”？此《自论书》当然也是伪托，王羲之不可能写这样的书信，不过篇中的具体内容是部分伪而部分不伪，不伪者则是抄袭世传的王羲之自论书的只言片语。

至此，如果余、唐及笔者的证伪能够成立的话，那么传世的王羲之书学文献，成篇的全是伪托，而可信的只剩下他人文章中引用的若干零碎语句，如虞龢《论书表》，唐修《晋书》本传，孙过庭《书谱》等。这零碎语句，不详出自何处，也无法从中窥探出王羲之的书学思想，哪怕只是一个粗略的梗概。有学者从传世的王羲之手札著录中寻出若干以“意”论书的语句，想探究他的书学思想，可是这些语句过于简奥，释读困难，所谓“书意”的内涵仍然不清楚。可能是对文献缺失的无奈，有研究者只好从传世的王羲之的书法作品中窥探其书学思想。可是书法艺术形象是抽象而模糊的，看不出什么具体的思想，而且艺术风格、艺术特性之类往往是见仁见智的。

王羲之被誉为中国古代的“书圣”，对书法艺术的发展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可现在竟然说不清楚他的书学思想，这对我们书学研究来说无疑是一件十分尴尬的事情。

使问题出现转机的是，日本著名学者池田温先生从敦煌遗书中发现了王羲之《尚想黄绮帖》的抄本，并考证此抄本是晚唐吐蕃占领时期的旧物。不过由于文本释读等方面的原因，池田温先生最终认为该帖是南朝人拼合而成，不可信。笔者又重新对该帖进行考证，译读，撰写了《论王羲之〈尚想黄绮帖〉及其相关问题》一文，推论该帖是王羲之与人书信中的一段，是今存的唯一可信的王羲之书学文献。

《尚想黄绮帖》在伦敦英国图书馆、巴黎法国国立图书馆所藏的敦煌遗书中有多种抄本，其中以英国图书馆藏编号为斯3287卷子上的文本较好，池田温先生判为晚唐旧物的即是这一件,其原文是：

尚想黄绮，意想疾于繇，年在襄。吾书（原文无“书”，据斯214本补）比之钟张，钟当抗行，或谓过之；张草犹当雁行。然张精熟，池水尽墨，假令寡人耽之若此，未必谢之。后之达解者，知其评之不虚也。临池学书，池水尽黑，好之绝伦，吾弗及也。

这段文字的意思是：我仰慕汉代隐士夏黄公、绮里季而辞官归隐，想在书艺上超过钟繇，然而年岁已高了。我的书艺与钟繇、张芝相比，钟繇则不分上下，有的人说我已超过了他；张芝草书则应分先后。张芝的草书精熟，在池塘边学书练字，洗笔将池水都染黑了，如果我像张芝那样专心致志下功夫，未必不如他。后来的明白人，知道这种评论不是虚妄的。张芝临池学书，池水都染黑了，他的草书无与伦比，我赶不上他。

从这意思上看，《尚想黄绮帖》应是王羲之永和十一年（355年）辞官隐居后与人书信中专讲书艺的一段，原信已失传了。王羲之辞官归隐时已53岁，是在永和九年兰亭雅集后两年。

发现《尚想黄绮帖》太重要了，至少有两个方面的特殊意义。其一，能补史传之阙。王羲之辞官隐居后做些什么？唐修《晋书·王羲之传》说他隐居会稽后，一是与东土名士游玩山水，以乘船垂钓为乐，二是与道士许迈共修服食，遍游浙东名山采药。三是修植桑果，教养子孙，享天伦之乐。四是偶尔也关心一下时政，如给豫州都督谢万写信，劝诫他不可一意孤行，应处理好人际关系，尤其希望他注重安抚将士等。唐修本传对王羲之的书艺追求，则一字未提。《尚想黄绮帖》明白地告诉我们，再攀书艺高峰是王羲之辞官隐居后的重要的人生追求。

其二，为研究王羲之的书学思想提供了最重要的文献资料。从其文辞中能可推知，一方面王羲之的书法美学思想基本上是“玄礼双修”，一层意思是书艺既要讲精神境界，又要讲规矩功夫，第二层意思是书艺的境界与书者的人生境界、人格追求有密切的关系。在古代书法史上，是王羲之首次将书艺的精神超越性提升到这样的高度。另一方面，王羲之晚年对自己的书艺成就有一个基本评价。这也有两层意思，一层意思是在楷书、行书上已超过了曹魏时的钟繇，一层意思是在草书上还比不上东汉的“草圣”张芝，主要是功夫不如他。当然，对后一种自评还可以作另一种解读，既然王羲之非常清楚自己在草书上与张芝相比的优劣之所在，那他完全有可能晚年在草书上作最后一搏，在草书的形态创新和精神境界上超越张芝。实际上，王羲之晚年的新体草书做到了。

这里想着重谈一谈草书比之张芝的问题。在中国古代，书写汉字而成为一门艺术，是从西汉末期草书开始的，两汉之际出现诸多草书名家，最著名者是东汉后期的张芝。他是名臣之子，朝廷多次征召皆不就，终身不仕，在草书上极下功夫，被曹魏时著名学者、文学家、书法家韦诞誉为“草圣”。
一个终身不仕、嗜好草书的文人能够被称作“圣”，在当时可谓是石破天惊之举。此前，书艺尤其是草书，虽然深得士大夫的垂爱，但在正统的儒家思想框架内，仍属于技艺中的一种，东汉著名学者、文学家蔡邕就直言书艺为“才之小者，致远恐泥”。曹魏时新文艺思想的出现，被后人誉为“文的自觉”的时代，最著名的是曹丕《典论·论文》中提出的“文章不朽论”：“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这“文章”不仅包括诸多与政治直接相关的文体样式，更重要的是也包括与政治无直接关系的咏物抒情的辞赋和诗歌。在曹丕看来，辞赋、诗歌只要写得精彩，能够展示作者的文学才华，便可足以使作者成为“不朽”。传统儒家的“不朽观”是“三不朽”，即“立德、立功、立言”，曹丕的“文章不朽论”是在“三不朽”中加进了“立文”，或者说是新创“文学不朽观”。经初步考证，我以为韦诞提出“草圣”说大约是在曹芳正始年间，是深受曹丕“文章不朽观”的影响而提出来的，当然也受到当时思想学术界关于“圣”与“亚圣”讨论的影响。“草圣”说是汉魏书学史上的一个重大突破，与曹丕的“文学不朽”说有异曲同工之妙，它实际上是提倡“草书不朽”。

受“正始玄学”与其他新思潮的影响，传统儒家的“不朽观”，或者说“圣化情结”，在晋代又有了一些新变化，从东晋葛洪《抱朴子·外篇》中获知，魏晋之际又逐渐出现“棋圣”、“书圣”、“画圣”等称誉，原因是“世人以人所优长，众所不及者，便谓之圣”。有“书圣”之誉的是孙吴的皇象（章草）和曹魏的胡昭（行书）。但从汉晋书法艺术发展的总体趋向看，只有“草圣”张芝影响最大，与钟繇一起成为东晋以前书法史上并峙的双峰。所以，王羲之在辞官隐居后所作的《尚想黄绮帖》中把自己的书艺追求明示为“吾书比之钟、张”。

可见，王羲之晚年的书学思想有一个基本的思想前提，这就是儒家的“不朽观”，而影响最直接的就是韦诞的“草圣”说，即“草书不朽”、“书法不朽”。所以，我先前撰文提出，一般研究者说王羲之无意于书是不妥当的。这实际上是将北宋以后文人的书法观套用到王羲之头上。无意于书，怎么能够成为古代的“书圣”呢？

对王羲之晚年书法创作的研究已积累了许多成果。如果将其晚年界定为最后十年，那么也就是在会稽的十许年间，即永和七年（351年）任右军将军、会稽内使，永和十一年（355年）辞官，升平五年（361年）去世。可大体判为此十许年中的书作，艺术成就最高的应是草书，如摹本《丧乱帖》、《初月帖》、《寒切帖》、《远宦帖》等，刻帖《十七帖》中的《逸民帖》、《积雪凝寒帖》、《七十帖》、《蜀都帖》、《盐井帖》、《省别帖》、《都邑帖》、《严君平帖》、《儿女帖》、《谯周帖》、《汉时帖》、《诸从帖》、《成都城池帖》等，《阁帖》中的《伏想清和帖》、《运民帖》等。这些草书作品，达到了王羲之书艺成就的巅峰，诚如刘宋虞龢所言：“迨其末年，乃造其极”。可以说，草书是王羲之晚年书艺追求的重点，对后世的影响也最为深远。

以上是从王羲之书学文献的考证和汉晋书学思想的发展这两个层面来考察王羲之晚年的书学思想与草书创作，这种简略的述说，无非是想为王羲之研究提供一种新的思路与线索，应当特别关注王羲之晚年的草书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