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说新语》里有篇王子猷夜访戴安道的故事。说在某个雪夜，王子猷忽然想念戴安道，于是经一夜行船，来到戴安道的门前，却不见而返。问其原因，王子猷回答：“吾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戴？”王子猷完全凭兴致行事，真是有些与众不同，甚至有些放诞不羁。

从某种意义上说，研习书法是一种生活方式，也是一种精神状态。从事书法需要境界，有时就需要王子猷那样的境界，何必入展？何必获奖？何必加入什么协会？有兴趣则写，无兴趣则罢。只为实现自我精神需要而亲近书法，何须生活在他人的“监视”之下？

如此无牵无挂、自由自在地走进书法，才是一种理想的方式，但这种方式在生活中实现起来很难。不是吗？人们痴迷书法艺术，每天苦苦练习，沉湎于艺术的场景之中，是各有目的的。现在流行讲机会，讲效率，讲成本核算。凡事先要算算投入与产出之比，看是否划算，所谓“磨穿铁砚”、“十年寒窗”就变得不合时宜了。书法创作正在失去从容与优雅，变得急促起来。今天的人们，目迷五色，要抵抗流行与时尚很难。人们成天忙着挣钱，钱多固然是好事，但与书法进步并不一定成正比。想想也是，钱多者必然得想方设法消费，哪有更多的时间研究书法？

古人读书有所感悟，忍不住了，只好著述。他们不是为著述而著述，不以“趋利”为目的。像龚自珍自嘲的“著书都为稻粱谋”，那是不得已而为之。许多古人也不为书法而书法，研习书法只不过是他们的一种生活状态，是想让日子过得更充实。欧阳修以平常之心看待书法，以为自己的书法不太好，“不能到古人佳处，若以为乐，则自是有余”。他的目的很清楚，是怡悦身心，以研摹碑帖为乐，是一种轻松的艺术之旅。

你说书法能“脱俗”，人家不稀罕。今人像欧阳修那样的并不多，更多的人是设置一个追求的目标，努力追赶，是为实现利益、为彰显自我而钻研书法。这是今人与古人的不同，正所谓“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将书法作为获取生活资料的手段，这样的行为自身，虽然也有意义，但容易使书法失去乐趣。今人赋予书法过多的使命，使整个书法过程充满目的性和紧张感，为物性所累。

只讲修身养性固然难行，可都明确地冲着某个目的而研习书法，也未免太可怜了。作为生活方式的书法，对财力要求并不太高，更多的是对心境和志趣的要求。因此，书法的理想状态，不只需要习得精湛的技能，更需要培养高远的志向与轻松的情绪。也就是说，要在快乐中书写，通过书写实现精神的愉悦，这才是书法的正途。想到这些，我才格外欣赏那些不为虚名实利、凭自家兴趣而走进书法之人。

以寻找乐趣的眼光来审视书法，才可以说书法既是手段也是目的。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是，这种兼具手段与目的的书法，并非随时随地都能获得，也不是所有的书法人都能获得。但审美趣味的培养、精神探索的意义是不能忽略的。“明窗净几，笔砚纸墨，皆极精良，亦自是人生一乐”。适意是完全针对自己内心生活的。鼓捣书法是为了让精神快乐，而不是为得失所牵绊。

王子猷那样的境界，虽然不易达到，但我们可以“心向往之”，而且还是可以作出某些尝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