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一城的历史也表明，中西文化的结合，也尚有很长的路要走。

　　那个周末，在美琪大戏院看《梅兰芳》，音响、戏曲、光影，声色大开，一场嘉年华式的话剧。我这样平时看京剧太少的人，品尝着话剧中片断穿插的《贵妃醉酒》、《苏三起解》、《霸王别姬》等，犹如碎珠片玉，闪动于前。青衣与老生的唱腔配合着，越是美丽动人，百转千回，却越是令人遗憾，刚有点韵味，就急急煞住了。我知道，古老的遗产，不得已碎片化的生存；我知道，话剧《梅兰芳》真的是写给现代人看、写给外国人看的。惊艳的舞美、哀婉的唱腔、迷人的身段，都只是拼盘或拼贴，浅尝辄止，或惊鸿一瞥，遮盖不了内在生命的平浅苍白。

　　谢幕时，梅葆玖先生说了，1945年8月，梅兰芳先生抗战后第一次复演，就在这美琪大戏院，当时他还只是一个11岁的小孩子。我在下面激动得鼓掌：作为上海人，我们有幸参与、亲身见证了历史。

　　但是仔细一想，什么历史呢？60多年后，梅兰芳的重归美琪，见到了什么，表明了什么？至少，这一甲子，是中西文化交融的一个甲子。上海这座城市，是中西文化交融的一座城市；梅兰芳先生的艺术，是中西文化的结晶体。梅兰芳的艺术，非常成功，尤其是，并没有失去中国文化的本来地位。交融之后，仍然是中国的。然而，梅之后的历史是，中西文化的交融，并不成功。上海一城的历史也表明，中西文化的结合，也尚有很长的路要走。

　　就拿这出话剧来说吧。中国戏曲博士张炼红的评语是：不正、不贴、不入戏。

　　不正，是说编剧的理念不清，气味不正。譬如师哥筱艳菊这个人物，要不要写，如何写，太有讲究。要写，就要写出他的精彩与不凡，他的生命力，他那从淤泥中开出莲花的不甘，而不是满足于写透他的挣扎与不堪。现在这个版本，师哥衬托着、补充着梅兰芳的生平，几乎演成了梅兰芳的一个人的两面。编导大概暗示梅在旧中国，就是一个脏兮兮的戏子出身，甚至被人狎玩的对象，“梅郎”而已。往上走就是梅，往下走就是师哥。话剧里借着师哥的悲苦挣扎，处处提醒着观众梅的这一面。然而历史真实是一回事，戏剧真实是另一回事，编导如此处理，境界已经落了下乘。再譬如梅孟之恋，情、义、灵，均不大方、不清楚、不落实，表面上有情，其实不过是增添了传奇的调笑与时尚的艳遇而已。

　　如果比较电影与话剧，简单一点说，电影是将梅兰芳往上提一提，话剧是将梅兰芳往下拉一拉。电影中，大伯的一句话，将咱们伶人的地位往上提一提，成为梅兰芳精神灵魂的点睛之笔。民间的力道与中西的精英，融合在一起凝成民国精神的一幅精光。而话剧的灵魂在哪里呢。更多只是往身体、包装与技艺的方向拉一拉，成为全球化时代声光电气优势、而生命品质没落的展演。

　　不贴，不仅是说不够生活化，譬如，福芝芳打齐儿，借冬天吃醋，说齐儿喜欢冬天，是听了爸爸的话，这都很牵强。不贴，也更是说这出话剧对戏曲的利用，太破碎化、太包装化、太修辞化，对于中国戏曲的精神与美，缺少一个以我为主的理解，缺少一个大大方方的肯定。譬如《霸王别姬》，那么好的一个故事，成全与牺牲，深刻的理解与生命契合之美，却化而为一种引用与穿插，化而为梅孟之间的斗气以及打谜语式的分手告白。那种一唱三叹的英雄末路哀婉苍凉之美，完全失去了。这不是提升中国戏曲，而是拉低了中国文化的美。这表明，编剧对于中国文化的经典，修养太浅。比起来，陈凯歌对《霸王别姬》也是“引用”，但是放在“文革”中，象征着中国文化生命之美丽而宛转的毁灭，陈无疑深刻很多了。

　　不入戏，是最致命的了。观众看不下去，感觉像在上课，听好人好事的事迹报告会，就太糟糕了。譬如日本人借朱益民逼演，朱几乎是一个抽象的概念。看得人想笑。完全没有戏。什么是戏？冲突、矛盾的不可解。电影《梅兰芳》三哥的劝演理由，艺术中立与超越论，以及日本军官的文明不灭论，就来得深切、真实，也入戏多了。

　　文学失了才华，戏曲失了唱叹，话剧失了严肃，梅兰芳也失了文化意识。本来，这个城市的骄傲，就是百年中西文明的交融，本来，梅的好看，就是文明结合的端然堂正，然而这个话剧搞得华而不实，这不仅是这个戏剧的悲哀，也是我们当代文化的悲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