号称西安有史以来规模最大，涉及范围最广最全面的当代艺术活动盛会——“中国意象·都市旗帜”西安曲江国际当代艺术季2009年8月在西安以超一流“西安速度”闪亮登场。（据说最短时间策展创造了西安大型艺术展的纪录）
从一些艺术家和策展人博客中看到一些关于西安当代国际艺术节的报道，深有感慨。
西安曲江当代国际艺术节是近年来西安很重要的当代艺术活动。也是在西安这个古老的城市，当代艺术第一次以官方支持乃至主办的形态浮现在世人面前。很多艺术家为此欢欣鼓舞，以为西安乃至于全国的当代艺术将会被官方更广泛地接纳，他们期待着当代艺术的春天又一次来临。栗宪庭、彭德等老一辈批评家和策展人此次也出现在大众视野中，对此表现出了积极的态度。西安本地媒体也不余遗力，以较大规模报道了此次曲江艺术节的盛况。客居西安的批评家彭德先生在他的文章里，更是以极其乐观的口吻展望此次艺术展带来的后续影响。舒阳等西安籍现当代艺术的年轻艺术家也欣欣然充当策展人角色，很多号称搞当代艺术的艺术家被邀请出现在艺术节的艺术家名单中。据报道，这是一起“成功的”促进西安文化产业发展的艺术盛宴。
应该说，对于艺术家，特别是对于从事当代艺术来的艺术家、策展人和批评家来说，这是一件好事。“艺术繁荣”造成的幸福景象总是令人欣然和向往的。大家都有事情可干了，积压的艺术作品也有一些可能的销路，发热的情感带来的工作成就感总会催生更多的艺术家投入到艺术行当里面来。似乎又是一件有百益而无一害的双赢的好事。难道不是么？我们看看艺术节期间西安的媒体高度的专业热情和当地文化部门的积极参与，就可以不难想象出艺术盛况。陕西省文化厅厅长、西安市副市长、省文联主席参加开幕式，这样的大型活动给与当代艺术的礼遇，在陕西省现代历史上可谓绝无仅有。很多以前堪称边缘的艺术形式被纳入到艺术节范畴内。据报道，这次艺术节活动“囊括了行为与现场艺术、绘画、雕塑、装置、影像、数字新媒体、纪录片、当代舞、实验剧场和实验音乐等多种当代艺术门类，有百余位国内外艺术家、批评家和策展人的参与”，规模之大、范围之广也是极其罕见，甚至可谓是绝无仅有的。此次活动成为中国当代艺术发展的“划时代事件”的宏伟目标即便难以达到，成为西安曲江文化创意产业总是不折不扣能够实现的。
但是，我看后总觉得不是滋味。我的第一直觉是当代艺术又一次作了当地政府的“三陪”。不是仅仅针对西安这次艺术节，而是全国很多类似于此的艺术节、艺术展或艺术活动均有这种倾向。各地你方唱罢我登场的走马灯般举办各种各样的艺术活动，其背后的目的和潜在的影响值得深思和追问。
这次西安曲江当代国际艺术节不久的将来就会被证明是一出令人无可奈何的荒诞闹剧。一群人举办了一次很政府很官方的大型party，参与者有策展人、政府官员、投资商人、艺术家以及众多看客。在短时间之内吸引了大众的眼球，引起了一些关注。但是千万不要盲目认为具有探索性和前瞻态势的当代艺术就此被主流话语接纳，并成为官方意识形态的一部分。一次艺术节解决了什么实质性的艺术问题没有？可能这样说过于苛求。但是，偶然的一次艺术活动作为一种政府文化尝试，除了给当地政府官员以政绩和可能带来的经济影响和商贸投资外，很多艺术家来西安参加了一次又可以为自己增加新的履历的艺术活动，展示了艺术创作，总算也提示了当代艺术的真正存在，似乎也是一件善莫大焉的好事。然而，全国很多艺术活动，包括朱其主持的北京798艺术节在内，除了规模宏大外，说能够产生出令人期待的艺术作品，那无异于缘木求鱼。并不排除产生较大的社会影响，但是这种影响的界定是需要冷静思考的。
可是，政府文化部门对当代艺术的一两次展示和有限接纳并不代表当代艺术就此走到了前台。我们不要忘了曾几何时，政府文化部门对有探索倾向的中国当代艺术采取了什么样的态度和行为。如1989年的中国现代艺术展，因众多行为艺术的出现而导致中途关闭美术馆，直接导致国内首次现代艺术大展的中途夭折。因此产生的文化自由思潮受到影响，众多独立而富有创造性的艺术思想受到不应有的钳制，就如宋代官府清剿梁山好汉，以及现代一些国家政府军如何围剿游击队。在官方意识形态中，具有探索倾向的当代艺术可能就是一个文化异端。受政府部门和国家文化政策挤压和钳制的艺术形态不是正常的文化阐述，而同样，受其主宰或左右的当代艺术，也决不是正常的艺术生态。
这是当代艺术的外部因素，我们权且暂不考虑。可是反思当代艺术发展的自身逻辑，就一定是具备前瞻性、探索性和前卫精神了吗？
我们知道，当代艺术具备了发展的当下活力，如果保持自身独立的文化立场和特有的创造力，不是没有可能作出贡献，从而对当下文化产生较大影响的。但是，现实总是不尽如人意的。不消说如今丧失了精神力量和文化立场的当代艺术，不是一方面倒向主流意识形态，即充当泛政治化文化的吹鼓手，就是深情款款地投入了艺术市场的怀抱。已经部分丧失独特文化判断和精神思考的维度，根本不需要外部力量的干扰，就已经得了文化软骨病。毫不客气地说，国内绝大部分的当代艺术，除了那些直接以献媚的姿态讨好我们浅薄的视觉之外，那些以反传统、反主流或伪前卫的姿态出现，骨子里却早已丧失了应有的文化立场和批判精神，像《水浒》中的宋江，渴望着早日被招安，赚得金钱满钵或锦袍加身。
《水浒》中宋江及其梁山的好汉们在各自领域内因各种遭遇生活得很压抑，于是就占山为王、扎寨造反。而在梁山占山为王的好汉们虽然有率性的武松和性情的鲁智深，但大部分好汉的总体意志是被山寨头领宋江所控制的。而宋江的行为表明占山为王绝不是以他为代表的好汉们最初的选择，在无可奈何的情况被逼上梁山，成为以朝廷为代表的主流世界的对立面。宋江的目的也绝不是为了过自己的小日子，“大坨分金银，大碗喝酒，大块吃肉”， 他们的行为已不再满足于梁山的逐步强大，更不满足于自身被朝廷视为“贼寇”和反政府武装者。他们要沿着宿命，建功立业，博得好名声和好归宿。这种归宿追求除了求得一个好的出身，还带有很强烈的名利双收的目的，以便心安理得享受那些与之匹配的利益。而为了有一个体面的身份，一个好的归宿，就必须被朝廷招安，从而被主流世界所接纳，被主流话语所认可，从而直接掌握话语权。
宋江们的命运，就是众多当代艺术利益攸关者的现状。在野，受不到应有重视，还会经常受到打压；只有被招安，才会过上衣食无忧、心安理得的既得利益者的体面生活。而没有经过艰苦的与象征着主流世界的朝廷的一次次艰苦战斗，让朝廷从剿灭的方针一步步接受不得不招安的现状，就不可能达到自己的目的。而招安者——无论是政府代表的主流意识形态抑或是代表实际利益的艺术市场，对于宋江们的被招安者是有着强大诱惑力和杀伤力的。很多当代艺术家与以宋江为代表的梁山好汉毫无区别。现在站在艺术前台的很多人是为了真正做前卫艺术还是为了各自心知肚明的利益？这几乎是毫无悬念地会选择后者。换句话说，做当代艺术在不少艺术家那里只是手段，目的却是指向被招安——名利双收。
曾经立场独立的在野批评家栗宪庭和彭德等人，星星美展中的“老愤青”黄锐也应邀来艺术节捧场，很多的艺术家和那些野心勃勃、踌躇满志的艺术策展人，内心深处均有宋江情结。我在想，以栗、彭、黄等人在一些场合里的表现，要不是变成了心怀幻想的老天真，就是竭力想成为另一个版本的宋江。或者，众人鼓噪的目的不是为了明显的经济利益和所谓的名声，而真的是为了当代艺术的春天在中国灿烂？对此，我宁愿坚信栗宪庭、彭德、黄锐会注重自身品格，仅仅是不至于让那些主办者难堪，或出于善良的愿望，而不至于晚节不保。但是，对于全国此起彼伏的众多艺术活动中那些年轻的热衷者、策展人来说，不要说很多人尚缺乏一些策展必要的理论积淀和能够自圆其说的艺术理念，很多的热情背后难免不掺杂一些现实利益和功利目的——我们看到那些洋洋于前台的那些所谓新锐策展人们，借助于一张张当代艺术的牌，抛撒出连他们自己也弄不清楚的混乱理论，已经赚得名利双收、金钱满钵了。那些炮制出的艺术理论和错误的学术判断至今还在混淆视听，在当代艺术世界里漫天飘飞，而根本不需要为此负责。很多年轻的策展人相当欠缺真正有深度的理论积淀，频繁赶场子，每年策划数个展览，有的还做很多艺术创作。急功近利的频繁活动，会杀鸡取卵，使当代艺术的健康发展适得其反，拔苗助长。除了给当代艺术增加新的喧嚣之外，还能带来什么？思想的产生是艰难的过程，需要知识的积累和基于知识积累的灵感乍现。久而久之，当代艺术的文化生态会像如今的生存环境一般，遭受到严重破坏。文化生态难建易毁，毁坏了想重建良好的生态何其难哉？
问题还在于他们并不具备应有的天赋，除了重复、拷贝、挪用、照搬甚至抄袭外，这种密集度的策展、创作能有什么思想含量和独特创意？他们的目的显然不在艺术创作和思想生产本身，也根本不需要为当代艺术负任何责任，其明显的功利目的彰显出内心的贪婪和自私。很多展览和活动其实是在透支当代艺术应有的发展空间。我们可以看到，即使是立场坚定、素有人格魅力的栗、彭等批评家和策展人，也可能乐于做宋江，被政府收编，几乎快成为当代艺术的政府发言人。这不能不令人叹惜。
再说了，如今政府的国家文化政策难道真的让当代艺术走上前台？各地纷纷举办的这一种“政府搭台，艺术唱戏”，千万不要天真地认为是为了艺术的健康发展。政府官员不是傻子，他们眼睛盯着的是自己的政绩、产生的社会、经济效果和地区知名度，对艺术一知半解的他们又哪里能真正理解眼花缭乱的纷杂的当代艺术呢？关键在于，官方是否介入倒没什么，但介入背后付出的代价则是很明显的。那就是要把官方所持有的意识形态和活动加在当代艺术发展的轨道上。一句话，官方要他们做的是“艺术三陪”而无关当代艺术本身。这在某种意义上讲，也是拿未来当代艺术的应有前景和发展空间作代价的。
对目前的当代艺术发展，我不是很乐观。前几年虚热的艺术市场泡沫差点毁了中国当代艺术，我是说当代艺术的正常生态。去年开始的全球金融危机正好给了当代艺术驻足反思的契机。但是，艰难前行的当代艺术自身发展的逻辑依然存在难以厘清的纠结。目下，频频由政府出面组织的艺术活动，就绝不仅仅是来“救市”——拯救当代艺术，而是为摆脱政府自身的困难而策划出的政府行为。我们对此应有足够的警惕才对。
渴望被招安的中国当代艺术,越来越多的“宋江”充塞其中，这种情形着实令人担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