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底层关注”是近些年来在中国当代艺术领域中引起人们普遍注意和讨论的一个话题——尽管它依然存有争议并在继续讨论中，甚至有人反对中国当代艺术中“底层关注”这样的说法。但我以为，在当代艺术中还是反映出艺术家的关注视角与批评家在判断上的选择。展现了当代艺术家和批评家在将视角转移至底层的同时所体现出的良知与社会责任感，也展示出独特的思维方式和对当代中国社会的深刻认识。因此，必须弄清中国当代艺术中“底层关注”的基本概念。也就是说，它到底是一种题材决定论的命名，还是对创作主体的一种确认，或者是两者兼而有之。



首先，应该对什么是“底层”有一个基本判断。在以往的概念中，往往将“底层”的对象视为农民、进城务工人员和城市失业者；其实，这个“定位”在传统的认识中没有错，因为，这些人经常被冷漠被歧视，他们的生存处在一种边缘状态，甚至是在被压迫与挣扎中的弱势群体。1970年代末中国的对外开放使社会发生巨大转型，“底层”的概念也发生了变化。另外，随着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大，也拓宽了我们的视野和见识。尤其对“底层”的理解和认识也在不断扩展。如妓女、同性恋者之类属不属于社会底层？与农民和进城务工人员相比，他（她）们收入丰厚，生活奢侈，不为经济担忧，与前者形成巨大反差。但是，他们始终被传统道德歧视并指责。持不同政见者是不是社会底层？他（她）们或许有较高的社会地位，但在特殊的政治环境中他们是另类而被挤压甚至被管制。所以，当我们深入追问什么是“底层”的时候，会发现以往对“底层”的认识狭窄而局限，特别是在中国社会发生巨大变化的今天，它的概念不断被扩展，定义也越来越模糊——甚至对它的基本判断也越来越难以把握。我经常在想，我们不应该再用平等和尊严这样的视角去判断“底层”，也不应该只用同情和怜悯去认识“底层”。拓宽它的领域和边界，更有利于研究和讨论，不至于被僵化的概念和定义所束缚。



在我看来，“底层关注”不仅仅属于当代艺术，它还属于文学和社会学的文化研究范畴。只是，它作为当代中国社会的一种艺术实践，已成为研究当代中国社会问题的重要文本与视觉图像。



急剧变化的中国社会现实在不同程度上改写着中国人的生存环境和个人命运，改革开放之前的那种单一的生活模式被彻底打碎，原有的社会结构也发生了巨大变化，阶层的差异也在逐渐扩大，生活也开始划分出不同的层次，使每个人感到个人生活经验的局限性。因此，对当代社会政治和体制的反思，对社会底层的关注，以此思考当代中国的社会现实与百姓的生存状态进行创作，虽然彰显了中国当代艺术“介入”现实的革命力量，也体现了艺术家的社会责任感。当然，也暴露出当代中国的许多现实问题。



一



当今，“底层”的概念在当代艺术中强调的是视角、距离和群体，与平等、尊严和个体无关。其实，“底层”这一概念在21世纪的政治学、社会学、文学和艺术的话语中出现并非偶然，它与大众文化、消费文化和流行与强大，与意识形态的泛化，尤其是中国经济生活所带来的分化息息相关。当代艺术家之所以关注社会“底层”，并不是他们仅仅处于同情和怜悯，更重要的是，通过底层人的生存状态，揭示当代中国的社会问题。



20世纪二三十年代，许多艺术家将自己的关注视角投入社会底层，当然，那个年代，他们表达的仅仅是对底层劳苦大众的同情与关怀。余本的《奏出人间辛酸》、林风眠的《渔妇》和《人类的痛苦》、王悦之的《弃民图》、许幸之的《铺路者》、司徒乔的《放下你的鞭子》、吴作人的《纤夫》和蒋兆和的《流民图》等许多作品都是如此。当然，那个时期艺术家对底层社会的关注，不仅仅是对弱势群体的同情，还有对国民党黑暗势力的揭露和批判。也就是谁，对社会底层的关注，不只是关心他们的衣食住行和生活条件，最根本的是，在了解他们生存状态和生存环境的同时，向社会发出呐喊！这是一种批判的声音，这是一种批判的力量。1970年代末期，四川美术学院二年级学生罗中立创作了油画《父亲》而感动中国，这件巨幅油画作品反映了艺术家对中国社会底层人物苦难和命运的同情与关注，体现了艺术家对中国社会的深度思考。《父亲》以巨大的真实展示了中国普通老百姓的心理现实——苦难、慈祥、善良和愚昧，以及逆来顺受的生存状态。画家以艺术的真诚去批判道德的虚假。其实，画家之所以采用巨幅尺寸，就是想让观众在作品前驻步思考，通过那些对细节的刻画而感受中国社会底层人物的苦难命运。也许，作者最初的感觉仅仅是一种怜悯与同情——通过技巧、情感和人生感叹，国家与民族命运的思考随着作品的深入而逐渐呈现出来。应该说，这件作品不是简单对社会底层人物的同情，而是浸透着对改革开放初期整个中国社会的关怀与思考。因此，“底层关注”的意义应该含有对国家和社会的关注与思考。就艺术的层面而言，“底层”仅仅是一种观察视角，而关注的却是通过底层来思考国家的未来，发现矛盾并揭露矛盾。这其中，也包括制度的改变与重新建设。可以说，艺术不解决问题，但艺术能发现问题并表现问题。毛栗子于1980年创作的油画《徘徊》，画面上只有水泥地面上的脚印和烟头，但我们却能够感受到一种来自画外的力量——我们将向何处去！表达了艺术家对底层人物命运的关注与思考。姚中华于1981年创作的油画《啊！土地》，以强烈的表现性表达了对国家与民族的思考。1985年，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的学生张群和孟禄丁创作的油画《新时代——亚当夏娃的启示》表达了人的觉醒——冲破“禁区”。多少年来，忻东旺的笔下一直是农民工和小人物，难道艺术家仅仅是对那些小人物“形象”的掠取吗？！那是艺术家对来自中国最底层人物在城市中寻找生存机会却又无家可归的同情。上述作品，都是艺术家通过自己的视角表达出对底层社会人物命运的关怀，以及对国家和民族的再思考。



199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改革的深入，新的阶层分化和贫穷差异中所蕴含的社会矛盾随之暴露。因此，“底层”这个词汇确切隐喻了农村、城市失业者以及新型无产者的社会地位。这其中，对“底层”的关注还有一个“对象化”和“他者化”的距离。这个词汇强化了艺术家本人的身份及被描述者之间的距离与各自所属的群体，另一方面还强化了被描述的弱势群体政治地位与文化地位，强化了贫穷差别。值得注意的是，在无意中还强化了城市、知识和物质的优越性——甚至，还带有强势的利益和权利的信息，也认同了由资源分配不同而产生的市场竞争和社会阶层。还有，对资本社会运行逻辑的认同。



从社会学的角度上说，它对“底层”的认识是一种纯理论的和意识形态的叙述。当代艺术则不同，它在观察对象的时候，是以一种情感的方式介入，这其中还意味着艺术重新走进人民、走进现实的可能性。但是，当农民、农民工以及城市的失业者以“底层”的面目呈现出来时，艺术家的“他者”意识与自我身份意识往往极其强大，人物也过于典型化、符号化而显得属性过强而个性薄弱。简单地说，当艺术家关注并思考苦难深重的打工者、失去土地的农民和城市失业者的时候，我们所描绘的不仅仅是社会对他们的不公，不仅仅要呼唤正义，呼唤一种革命的力量，重要的是，我们关注并且要描绘的是这些“底层”弱者的个人情感，以及他们的欢乐，他们个人的经历以及奋斗的历史。这其中，最重要的是他们内心所涌动的各种丰富的精神体验。这一点非常重要——但是，它在以往的“底层关注”中被遗忘得一干二净。并且，总是将注意力集中在他们的贫穷和苦难的层面上。以我个人的艺术观，这是一个无法被放弃、无法被否定的基本事实。也正是在这些情感与场景中，蕴涵着他们真实的历史地位与生存状态。从这个意义上说，在以往的“底层关注”中所展现出来的同情和愤怒仅仅是一个方面，还远远不够——因为，它回遮并掩盖太多的东西。我以为，更多的时候，艺术在“底层关注”上只是一般的同情与怜悯，毫不客气地说，是艺术家优越感的外观展现。其中最重要的是，艺术家所关注的“底层”是否真实的底层。这是一个始终没有讨论并且长期被搁置、被遮掩，甚至被忽视的问题。



应该说，“底层”的概念是相对社会资源的分配不公而言，不是对一个群体本身的简单界定。当然，社会的不公平与这些群体本身的生命存在是有差异的。作为当代艺术对这两者应该有一个基本的判断和认识，否则，很容易以前者代替后者。从词汇上说，“底层”是所有不公平的滋生地，在此也生出麻木、沉默和苦难的同位词语。如果从社会学或政治学的角度考察，这些词汇作为相对的判断尚可使用，但在当代艺术中，这些词汇有着明显而强大的意识形态色彩。甚至无情地否定了底层社会中无数生命丰富与自由的存在。这个问题在艺术中同样长期被忽略。另外，还有一个同样值得关注和深思的问题，在“底层关注”的背后，是否存在一个“底层”的尊严被出卖和情感被剥夺的问题。我因为，这个问题在过去很长时间里同样被遮掩。



二



从现实主义的角度上说，1990年代以后，当代中国社会开始出现新的转向，现代主义艺术也开始向当代转向。艺术家也转入对中国当代社会现实的关注与思考，而这种关注与思考又是从对“底层”的关注切入并展开。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艺术家找到了与社会重大现实问题的链接口。如果从“乡土”的层面上说，随着农村留守人口的减少，确实呈现出一种人去村空的态势。但是，乡村的结构、村落文化的核心依然存在。因此，以乡土的、文化的视角进入农村社会和农民生活，依然是反映当代中国农村问题的重要途径。但“乡土绘画”与乡村现实之间的关系有待重新认识。对艺术创作而言，依然有着巨大的空间。从当代艺术的角度说，现实主义的“底层”并非就是真实的现实，艺术家的创作手法不应该成为他们反映现实的障碍。特别是那种充满想象力的作品依然能够反映出历史的内在真实。正如批评家栗宪庭所说：“现实主义最基本最核心的特点，就是以生活本来的样式的真实性把握客观现实的一切关系。从这一点讲，古今中外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没有什么质的不同，所不同的是艺术家的立场和世界观的不同，所达到的真实程度的不同，以及作品反映的特定时代、社会的生活内容的区别”。从“底层”的意义上说，任何时代都有不同于前时代的社会关系，只要真实地把握那个时代的现实关系，我们就能真实地判断和认识“底层”。



29世纪90年代初，中国出现“玩世现实主义”艺术思潮，最具代表性的艺术家方力钧，在过去的20多年中，他的关注视角始终是社会底层——但是，在他的视野中的“底层”，并不是农民、进城务工人员或城市失业者，而是那些在人生旅途中的迷茫者，也许他们在方力钧的笔下并没有什么明确的身份，但是，艺术家总是想通过自己的作品，告诉观众和读者，在所有“美好的事物”的背后都潜藏着巨大的危机，甚至是灭顶之灾。



从我个人的认知而言，城市中的打工者和那些边缘人物，他们遭遇的社会不公和经济上的被剥削被压迫，仅仅是一个方面——其实，他们在乡村或其它环境也有同样的遭遇。另外，还有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他们在城市中没有自己的历史，因此缺少一种归属感。城市，对他们来说，只是一个冰冷而陌生的钢筋水泥建筑群。相反，乡村生活才是他们祖祖辈辈留传下来的生存模式，他们生活在乡村的历史中。乡村有家族的历史，有自己的房屋和土地，所以他们就有了基本生存的理由。因此，仅仅将“底层关注”指向生活的贫困、社会的压迫和某种未爆发的但已在萌芽中的革命，是狭隘的，是局部而片面的。起码，它忽略了底层人深层的精神需求和试图重新建立新生活的美好愿望。尤其在城市，“底层”不仅仅是在受苦受难甚至遭受压迫，他们同样有新的追求、新的快乐和新的精神状态。忽略或遮掩这些问题，对正在为之奋斗的底层人来说，是一种居高临下的冷漠——至少，缺少一种真正意义的公平。其实，我们从方力钧早期那些光头和后来嬉笑的年轻人的表情和状态中，完全可以感受到这一点。或者说，方力钧的作品正是对社会底层人物的另一种认识和解读。他用作品他告诉我们他眼中的“社会底层”是什么。正如艺术家早年在自己的日记中所写：“王八蛋才上了一百次当之后还要上当。我们宁愿被称作失落的、无聊的、危机的、泼皮的、迷茫的，却再也不能被欺骗的。”简单的话语，代表了整整一代人的觉醒——其实，这声音真正来自社会底层。从几句勇敢而深刻的话语中我们知道，艺术家所表达的并不是对社会底层人物苦难的同情，而是自己同样作为社会底层人物的猛醒，那是一种呼唤，是一个号角。



当然，“底层关注”永远离不开弱势群体，还包括那些农民、城市农民工和城市失业者等。如果还是从乡村的角度考虑，1990年代以后的中国农村实际上是被划分为两部分，一个是现实的农村，另一个是农民工在城市的生活。两者有交叉，也有各自的独立性。这其中，打工者的组成也非常复杂，其中有纯粹的农民，还有大量学生出身的年轻打工者，尤其是后者，与农村的关系并不深刻，只是一个比较模糊的背景而已。这些都被当代艺术所忽视——关键是，与当代学术思维的整体都市化有着极大关系，或者说受到极大影响。其实，学术领域默认了中国艺术的都市化进程，并且认为城市的农民工问题才是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因此，“底层关注”这一概念本身就是一种城市化的思维方式，是现代性意识下的产物。所以，关注“底层”生活被衡量为当代艺术是否走近现实的一个标准。



三



值得一提的是，提倡“底层关注”的人总是把艺术对政治现实的反抗性与革命性放在首位。他们认为这一反抗性与革命性能够更深刻地进入现实，并反映出底层的存在状况或提醒其中的可能性，也反映了“底层关注”的创作者与批评者对中国现阶层分化状况的担忧。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对尚未觉醒的群众力量的一种呼唤。说到这里，我们自然会想到历史上的“左翼美术”。随着对1990年代以来中国新艺术的不断反思，“左翼”不断被正名，内在的丰富性也不断受到重视。“左翼”除了对底层政治的关注之外，其思想也涉及到人类对民族共同体与自我归属的认同。



用视觉的方式关注“底层”，不再是具体的生活，不再是有血有肉的个体，而是刻画出生动而具体的形象——尤其是对当代人生存环境和生存状态的描绘，已经成为表达“底层”的重要手段。从而反映出“底层”即将反抗或群体革命即将开始的氛围，对资本强权中国政治体制、基层权利等进行谴责。应该说，在当代知识分子的社会想象中，“底层”是无差别的，都有对“悲惨命运”的认同，他们是尚未进入历史、尚未进入文化与政治空间的一类，是没有具备主体性和独立性的一群。他们还没有进化到文明之中，是需要被拯救被同情的群体。



“底层关注”显示了中国当代艺术家在意识深处对中国社会现实的思考，也是历史意识与政治思维的一种体现。但是，其中重大的问题是缺少历史感而仅仅表现一种谴责与反抗，缺少深度的思考与辨证，比如底层与政权，文明与传统，人民与体制等等。这些关系不是简单的压迫和被压迫，它涉及各自的历史存在与中国独特的发展道路，也涉及到具体的存在需求与生命情感。尤其是面对真正的底层个体时，由于各自的历史遭遇性格成因及群众之中的生存位置不同，会形成错综复杂的问题。从这个角度上说，仅仅把“底层”作为被侮辱被伤害的阶层，会遮掩他们作为个体与历史之间的互动关系，忽略他们作为一个有主体行为的人与历史之间的同谋关系或反合力关系。



不能否认的是，“底层关注”包括对“左翼美术”的重新提倡，确实以某种方式唤起艺术家对当代中国社会现实和人民大众的关怀，使“底层关注”成为中国当代艺术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艺术与现实的关系始终是此消彼长的辨证存在。从当代艺术的角度说，艺术找到了自己的位置，也找到了自己的影子。艺术只有经过这一过程，才成其为艺术——因为，产生当代艺术的是政治，当代艺术正是从政治中选择了自己。我想，这就是当代艺术中的“底层关注”所面临的问题和价值思考。



就当代艺术中的“底层关注”而言，“底层”是否就是一个“寂寞的群体”？目前还没有足够的确定性。所以当代艺术在关注“底层”时，不能以某种不着边际的夸大和渲染来确定“底层”——尽管这种渲染与夸大也会引起人们的关注。特别是在重重危机的今天，应该引起艺术家和批评家的注意。也许，某些带有激进色彩的“底层关注”都会给那些真正的底层带来灾难。作为当代艺术家，必须首先抛开所谓的先验观念。需要的是走进底层，接近底层，还有和他们之间情感的沟通，感觉到一种实实在在的存在。艺术作品只能提供某种启发与揭露。也许它不是一个确定的结论，重要的是，作为一名当代艺术家，首先应该反思并审视自己的观念和立场，从自我的情感、思想与存在出发，努力接近问题的本源——尽管可能存在许多问题，但必定会促及到灵魂和这个时代最本质的东西。



总之，中国当代艺术中的“底层关注”并不意味着仅仅用道德的眼光和人的良知来衡量艺术。而是艺术在当代社会现实中的必然使命与责任。关照我们的生活及心灵，以此留下关于我们这个时代最丰富并复杂的视觉图像。



2009年9月20日完稿于太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