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术学院念书时，曾跟随杨之光老师下乡实习。那时节，尽管在各种展览场所看过他很多淋漓酣畅的人物画，心中着实为这淋漓所打动，但如何才能达到这淋漓的境界却是未曾目睹的。一次，看杨老师画一个农村姑娘的头像。开始，他并不即刻提笔，而是对姑娘围裙的银饰、花边以及头发夹仔细地观察一番。也就在这过程里与姑娘谈开了，边谈边用柳枝炭条轻轻地、慢慢地在纸上起稿——在对象不知不觉、自然轻松的神态中动笔。

　　在定出五官位置之后，杨老师把画幅放到远处审视一通，接下去就濡墨下笔。在提笔轻轻地一吮焦墨之后，自眼睛开始，十分谨慎地一路画下去，勾到外廓时，倒是一挥而就。有了墨彩，接下去画头发时，又复小心地下浓焦墨……到此为止，我深为那耐心、刻苦、谨慎、精确所感染，但也并未有我想象的动人。停了一会，杨老师奔放起来，墨、水在画幅上开始交融渗化，画面丰富极了。这时节，我景仰的淋漓出现在眼前!当水晕墨沉渗到妙处时，杨老师用吸水纸一按定局。此时，姑娘俊美的神貌与那淋漓的笔墨融化在一起了。

　　我一直很难忘记这—次亲历!它使我懂得艺术效果得来的辩证关系——欲放先收，欲快先慢，欲湿先干，欲松先严，欲动先静，欲神先形……。更懂得了恣肆狂放的效果原来来自如此地克制、慎重。大概画家之难，难在经常处于两种极端对立的因素的夹缝当中——比如激情与理性、意念与形象、认识与形式，常理与术法、内蕴与外射、程序与冲动……是不是可以说，艺术家之所以成“家”是因为他能把理念的水与情愫的火这不相容的东西相容了，并升华为艺术形象呢?看来，草原上的驭手——在马的奔驰中端坐，雄姿英发，水田上的驶牛者——牛在前边一脚深、一脚浅地拉犁前行，他却神态安然地在后驾驭。他们是高手。画纸无法和无边的草原、宽广的水田相比，但善于“纵马驶牛”者，是可以在有限的纸张之上开出新的天地来的。

    (本文原载《羊城晚报》1983年5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