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太阳先生1909年12月出生于桂林市郊一个有文化教养的家庭，自幼喜好书画，在“五四”前后便受到绘画的启蒙教育，先从私塾老师学中国画，后在桂林省立第二师范学校接受中西绘画的基本功教育。1929年考入上美专西画系，1931年转学上海艺专西画研究科，导师是艺高德劭留日归来的陈抱一先生。此时 ，他经陈先生介绍认识了鲁讯、郭沫若、田汉等进步的文化人士，并在日本友人内山完造先生的内山书店阅读到世界各国大画家的画册、画页，又有以上各位先辈的启发，年轻的太阳先生眼界大开，艺术思想活跃。在学生时代又曾与同学组织“二0春画会”等艺术社团，并举办画展。1932年太阳先生与陈抱一老师一同进入上海世界书局任美术编辑。此时，太阳先生参加了庞董琴、倪贻德、张弦、王济远、周多、段平佑等人发起的“决澜社”并举办画展，抱一先生很称赞。
“决澜社”的发起缘由与宗旨是反对弥漫在画界因循守旧的风气，探索创新的艺术。因而，受到社会的重视，画坛的好评。1935年春，太阳先生赴日留学，入日本大学艺术研究科，专研世界绘画，并大力创作。1936年春，太阳先生创作的油画《女青年》入选日本独立美展，受到高度评价。同年秋，其油画作品《恋》入选日本国际型的第23届二科美展，与世界美术大师戈雅、罗丹、德朗、莫迪里阿尼等大师的作品同场展出，被新闻媒体誉为“中华之夸”。1937年卢沟桥事件爆发，他毅然放弃赴巴黎留学的计划，回到故乡广西桂林从事进步的文艺活动，绘制抗日内容的大型宣传画、漫画、并创作诗文，作舞美设计。抗战期间，他以高昂的爱国热情从事创作，多次举办画展和义卖活动，为抗战筹款。他还在许多进步文化人士的支持与鼓励下，自筹经费创办“初阳美术学院”，任院长，教授。1949年广州解放前夕，太阳先生与王琦、张光宇、张正宇、立山月、雷雨等在香港绘制高达八层楼的巨幅布画《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悬挂于广州爱群大厦，迎接广州与全国的新生。全国解放后，太阳先生一度任广州华南文艺学院教务长，广西艺专校长，在武汉中南美专和广州美术学院担任院长、教授，1960年回到广西艺术学院任教，先后担任副院长、教授、院长等职。他为广西的美术教育与创作花费了许多心血。今日广西美术事业的昌盛与繁荣，是和太阳先生的辛勤劳动分不开的。
太阳先生从青年起就是一位热血沸腾、富有探索和进取精神的艺术战士。他看到了中国社会的腐败和艺术的衰退，一心想振奋中国艺术。在“五四”精神的指引下，他渴望从西方的艺术中吸取先进的观念与技巧来进行美术创作。他之所以一度迷恋西方艺术，热情投入“决澜社”的活动，也正是出自这种动机。他受到了西方现代艺术的熏陶，从中学到了许多有益的东西。他早期的作品是注重现代形式感的，但又不满足于形式技巧的拨弄，努力着眼于生活，试图和当时的中国现实结合。假如说，他在上世纪30年代初期的作品如《宇宙的沉思》（油画，1931年）、《烟通与曼陀铃》（油画，1933年）受形而上学派契里坷和超现实主义的影响较明显，有较多的“洋”味，那么在30年代末期，他的画风有了明显的改变。他在接受西洋绘画经验的同时，逐步走向创造自己独立风格的道路。1939年绘制的油画《沙原上的船》就是一件很有艺术性和个性特色的作品。虽然可以感受到他此画的构思和技巧受到后印象派的启发，但画面的艺术处理，从空间结构到色彩关系，都倾注了自己的匠心。
促进太阳先生画风改变的重要原因是抗日战争的爆发，面对抵御外国侵略、保卫祖国的严酷现实，他和许多艺术青年一样拿起画笔做武器，画了许多抗日内容的油画和国画。创作这些作品时，他首先要考虑群众的鉴赏与审美趣味，他更要关注形式美感为表达的内容服务，这一观念的变化影响到他画风的转变。画配合抗战内容的作品如《如战士》（国画，1939年）、《骑者与马》（油画，1939年，《持枪的人》（油画，1939年）都如此。画风景、静物如《沙原上的船》、《湘西小街》（素描，1940年）也是如此。抗战期间的画，是他将现代风格与写实手法融合于一炉的尝试，这尝试应该说是成功的。从这种尝试开始，他逐渐思考艺术上更深一层的问题，那就是如何真正理解艺术现代性的问题。
“五四”之后，艺术界开始讨论艺术如何走向现代，如何具有现代意识和现代感这些重要的问题。大家的眼光都投向西方，以为西方的艺术才是现代的，中国的传统艺术是封建的和脱离人民、脱离大众的，西方的写实主义（一部分人这样看）或西方的现代主义（另一部分人这样看）才是具有现代意义和现代感的，才是科学的。但是，中国社会的变革和艺术变革的实践，不断提出新的课题，那就是浸润着中国传统审美经验和审美趣味的传统艺术。在人民群众中有强大的生命力，他们为中国的知识精英和劳苦大众所喜闻乐见。此外，西方的社会变革和艺术发展的现实所面临的课题，也给中国艺术家们以新的启示。现代主义不是艺术发展的惟一道路，各个民族的艺术在走向现代的过程中要参照自己民族的现实与传统，丧失传统和民族性的现代性只能是西方现代艺术的附庸。大概基于以上的思考，太阳先生的艺术从解放以后走现实主义的道路，逐渐转向传统的写意风格，走向更广阔的创造天地。
上世纪50至60年代，在艺术服务于政治、服务于阶段斗争的大形势下，太阳先生也创作了一些这类题材的作品。他的心是真诚的，为国家统一和欣欣向荣所鼓舞，同时作为在艺术上已经成熟的创作 家，他懂得艺术规律，懂得用形象的艺术语言来描绘沸腾的现实生活。入选1954年全国水彩、速写画展的水彩画《桂林象鼻山和解放桥》和入选1955年全国美展的水彩画《漓江木排》、《武昌造船厂的建设》，是他解放初期的代表作。尤其是《漓江木排》构思奇巧，艺术语言含蓄隽永、富有诗意，作者巧妙地把水彩技法与写意水墨作了有机的交融。这幅作品受到国内外人士的好评，曾被苏联《造型艺术》杂志刊载及评论。从这时起，太阳先生的创作转向以风景山水为主要题材，并对传统艺术产生浓厚的兴趣。这一变化反映在他上世纪60年代初的水彩画《雨》和油画《靖西之春》以及许多描绘漓江自然景色的油画和水彩作品中。
有丰富生活经历和以受过西方现代主义影响，有过现实主义艺术丰富实践，并对传统艺术有了较为深刻认识的阳太阳先生，在“文革”之后，艺术创造上有重要的拓展与突破，是完全符合逻辑发展过程的，也是在人们期待之中的。拓展与突破来自他的水墨画创造。强烈的现代形式感，良好的素描造型、水彩技巧和谙熟传统写意画笔墨之奥秘——这三者的结合，形成太阳先生水墨画不同于别人的个性特色。这一特色之所以鲜明，是因为统率画面的不仅是传统的审美趣味和格调，而且还有强烈的生活气息。它们不同于一般的中西融合类型的水墨画，具有令人玩味的传统水墨精神与技巧；又不同于一般传统类型的文人画，跳动着时代的节奏和韵律。他重视笔墨，在点、擦、皴、染之中，尽情地发挥自己的灵性，但他清醒、理智地驾御着笔墨，使之为画面的意境服务。他水墨画中的笔墨老道而鲜活，这也反映了太阳先生强劲的生命活力与旺盛的创造精神。只有无限热爱生活，对祖国、民族和人民深深热爱的人，才能画出这样有浓郁生活气息的画来。许多人赞赏太阳先生的复归传统，这种复归实际上是一种升华。我认为，这是太阳先生个人创作的又一高峰。为攀上这一高峰，太阳先生一次又一次地拼搏，为我们树立了榜样，为我们民族艺术争得了骄傲。阳太阳之路，是创造之路、拼搏之路、也是光明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