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术馆的角色：公共教育机构
第七届上海双年展的喧嚣已经渐渐在人们的视线和记忆中淡去，由此掀起的前所未有的汹涌观展人流和业界人士不无揶揄的评价也着实让上海美术馆在过去的那个秋天中忽然从城市文化的“边缘奋斗者”站到了大众文化的风口浪尖。
“美术馆作为公共文化资源，共享才能发挥它的最佳价值。”上海美术馆执行馆长李磊这样说道。
颜文�乓嘤�1947年在筹建全国性美术馆的文章中说道：伦敦、巴黎、梵蒂冈的美术馆，是超越一切美术馆的艺术大集成，等而下之的，如比利时、西班牙、荷兰等国，也有辉煌的美术馆可以睥睨一切。若一个民族没有代表民族文化的美术陈列馆，多少意味着文化的落后甚至衰退。
谈到美术馆在城市文化中应该承担什么样的角色时，李磊认为，现代意义上的美术馆担负起了更多的公共教育机构的角色，美术馆因此也叫做美术博物馆，属于博物馆之列，是展示和收藏艺术作品的所在地，以及传播艺术信息的载体和推动学术研究的中心。
其实，上海美术馆号称自身展示范围集中于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的近现代美术作品，从时间上来说本应包括民国以后的所有美术作品，但是实际能力所及的，也就是1949年建国以后的美术作品。“对于综合完整的美术馆博物馆所应发挥的作用来说，距离还是很大的。”李磊说。
美术馆的任务：与公众沟通
公共文化机构的目的是提升全民的文化服务质量与引导文化导向，并强调其公益性、非营利性、受众的接受度，这也就解释了为何去年结束的第七届上海双年展汹涌的参观人流引来专业界人士的纷纷质疑。这张“都市文化鲜明的名片”对于现阶段中国的艺术审美所处的地位来说确实有其特殊情况，国外以学术和探索著称的双年展在创新之外，还背负着传承与沟通的重任，历史可能是一种财富，也可能在张扬先锋的情况下变为一种包袱。
“中国的文化趋于保守。美术馆在推进文化创新意义上必须承担一定的风险，作为一家大型美术馆，既要与公众保持沟通、吸引公众，也要平衡业界的评价，使之健康有序地发展。如果针对双年展的批评只有好意，未必有好的效果。我们要告诉观众的是，艺术有多种形式，就像生活有多种形式，应用宽容的心接纳对待多种文化姿态。”李磊说，“28万的参观人群中，20岁左右的青年占了大多数，让他们学会用各种角度观看生活，对以后的人生或许有些启发。美术馆就是联系艺术界和社会的桥梁，在小圈子里面发生的所有焦点应该很迅速地在美术馆让公众看到。”
关于美术馆和大众的关系，李磊认为：“大众文化是从文化性质进行判定的，是大众广泛接受的、具有代表性的。对于大众来说，无需太多知识积累，并倾向于感受性。上海美术馆作为公共文化机构，区别于小型的私人的艺术机构，必须照顾到受教育程度较低的观众，这也是为大众服务的功能之一。”
上海双年展创造了28万人次的参观量，之前人们可能不知道手中的手机、相机只要掌握简单的技术就可以进行艺术创作，创作的形式绝不拘泥于专业人士。艺术走下殿堂之高，走出垄断的误解，这未尝不是民主化进程的另一种诠释。
城市要给“杂草”提供土壤
城市文化由公共文化的普及程度、深度、广度、创造力构成，而艺术的原创力来自个人情感的极端爆发。
一个城市若要成为文化中心，首先至少应该是经济中心。明清时期的扬州、苏州成为文人墨客汇集之地，同时也是商贾云集金钱流通的去处，正是因为当时的经济繁荣在先，带动了文化活力。在李磊看来，当时的文化繁荣更有政治管理相对宽松的原因，“这也有主动宽松与被动宽松之别。1930年代的上海之所以成为当时的文化中心也正是因为文化的鱼龙混杂状态。有时候，活力来自‘歪理’，来自主流文化未必认同的东西。现代的上海有着园林式的漂亮，却没有杂草生存的空间。”
上海艺术家从几年前雄心勃勃地“北伐”，到如今一个个无声无息地离开去“北漂”，是不是因为这个城市太过规整而背离了艺术生存的必需？李磊的解释是：“政治问题不是上海艺术家关注的热点，他们更关注非物质后面的精神诉求。”在世界文化艺术中心如巴黎、纽约等地，真正产生激荡的是“非本地人”。在北京也是如此，城市只有提供生存的空隙，才能留住有才情的人，有富足的土壤滋养他们，包容他们的发展。
艺术在理想主义的氛围中只得选择“退一步”，“理想主义也要包裹起来。当自己的认识与社会普遍认识产生撞击的时候，有人选择振臂高呼，有人选择一点点引导，我们是不是可以有其他更平衡的选择？”李磊说。
城市的视觉语言需要统一
上海美术馆对于推动上海本地艺术家的发展也进行了长期而不懈的努力，海上新水墨展长期致力于水墨创新，陈家泠、卢辅圣都出现过，向京、孙良、已故的陈箴也都曾经在上海美术馆的展厅中与观众直面相对。“这些展览，都不是由市场运作的方式操作的。”李磊认为这样的形式在今后还将更多地延续下去，“有些美术馆出版的画册和书卖不掉的话，我们就送。”点点滴滴的积累和鼓励渗透着文化责任。
作为视觉工作者，李磊还建议，上海急需建立公共视觉文化整理系统，强制性地将城市视觉语言统一：“清理广告牌、招贴画、指示牌，整理混乱的视觉。”人们对于富足物质生活的迫切追求造成了喧嚣的都市环境，美感正在消失，要制造和谐的视觉形态，只能做些适当的减法，统一视觉形象。“思想情感的认同来自文化外向中的视觉认同，比建几座美术馆更重要。”李磊说，“中国曾经有自己的视觉语言，它存在于已经丢失了的昨天的文化中。这当然与长期以来的审美教育低下有关。城市趋同的经济发展带来深入、丰富发展的障碍，经济趋同则形象趋同，每一个城市就变得一模一样。”
每一个时代都有其局限性，实现理想、达到目标的道路有多种取舍，正如上海双年展可以选择娱乐大众，也可以选择博取业界的叫好。路不止一条，而美术馆，也许扮演的就是新时代文化启蒙工作者的角色。因为，世界是多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