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家村，这个似乎游离于主流社会边缘的艺术家自由聚居群落，在10多年的发展和变迁中，深深打上了时代的烙印。从最初的反传统、与主流社会的背离到如今的在社会各个不同角落生根、开花，与市场发生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画家村与其说是向现实妥协，不如说是在与社会、与市场的互动中发展、进步。
当行政手段开始干预画家村的发展时，当现实问题日益困扰艺术生产时，当商业利益开始主导画家的创作时……画家村也发生着一系列的或扩张、或消亡、或发展的变化。表面看来，画家村的产生是自然自愿的，没有强制性，是许多偶然因素的组合，其发展状态也多属自生自灭、自我调节，但其实，有一只无形的手在背后“操控”着画家、画家村的发展。这就是市场。市场是画家村的催化剂，也只有市场，才是画家村发展的最根本的决定因素。
市场催生了画家村
1978年以后的中国社会有一个剧烈变化的过程，从原来以计划经济为基础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在这个转型中，艺术领域内愈来愈多的画家被强行抛至到画院等主流事业单位之外，成为体制外的人。随后的艺术体制改革也使体制内的画家首度遭受市场经济所带来的威胁。失去单位依托的画家赢得了“人身自由”， 但同时也失去了固定的生活来源。社会生活的急剧变化既使艺术家的艺术创造走向了多元化，也使艺术家的生存空间和工作空间的自由性得到大大的扩展。画家村应运而生。
我国目前的画家村可以分为几种类型。第一种是从城市到乡村、自然形成的文化村落。这里以北京昌平的上苑画家村和通州的宋庄画家村为例，他们又是两个不同的层次。上苑画家村村民多是30岁至50岁之间、以“架上绘画”为主的职业艺术家和来自艺术院校的教授，以及陆续到此的诗人、学者、批评家和摄影师等30多人。他们或购地造屋，或买农家闲置旧宅院修葺改造。他们的共同点是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希望在此用一种宽容的心态和开放的视觉，诗意的栖居，获得精神上的回归；而通州宋庄及其周边的画家村虽然也身处自然村中，但是状态各异，有从事传统艺术创作的国画家、走商业路子的行画家，但大量现代艺术家是其中最有影响的部分，大约有百十来个，分布在宋庄、小堡、大兴庄、辛店、喇嘛庄、北寺村、小杨各庄、白庙、任庄及邢各庄一带。这其中的大部分是构成宋庄现代艺术主要创作力量的部分，不少是从“圆明园画家村”迁过来的。这里除一小部分艺术家是由搞文学或其他专业转到艺术的，大部分艺术家都是从全国各地艺术院校经过专业训练毕业后来此的，其中也有来自像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美术学院等的。北京的798、南湖渠等也是画家自然聚居而形成。
第二种是都市里的村庄，以上海画家村为典型。虽然名为画家村，但是这个村庄仍然身处闹市，不仅承受着城市的喧嚣，而且带有城市的印记，比如：其创作无时不在受着城市生态的影响，衣食住行依赖于城市的消费水平。这从上海画家村的几经变迁可以看出。与北京式的自发形成不同，上海画家村是有计划、有组织的，是先有了“画家村”的牌子，再吸引画家来居住，并且由专门公司进行运作管理。它可以被看作是民营文化产业的雏形。
上海画家村的出现脱离不了社会大环境尤其是城市环境的影响。上海作为中国经济发展较为迅速的地区之一，上海文化特有的包容性、多元性提供给不同流派的画家以发展的机会。城市本身的开放性、对外性使各式信息交流迅捷、通畅。对于这群画家而言，他们对上海认可的是它所具备的优越环境和良好特质，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对上海这座城市、或者“画家村”这一生存空间有着强烈的归属感和认同感。
第三种是置身于乡村、但在发展过程中有政府的因素参与、有的画家还处于体制内状态，以成都聚源镇“艺术中心”为例。它有着综合的特性，虽然也是一些有成就的艺术家聚居形成，但是在不断的发展过程中，由于政府力量的介入，吸引外部资本大量的投入，欲成就文化产业园模式。
在此，我想对画家村的定义问题作一次解释。画家村从物理形态上看是聚居；但从创作形态上看，是要有艺术追求或说艺术特性。从这个意义上，深圳大芬村虽然也是画家的聚居，但其生产方式是工业化，流水线作业，作品是行画，没有画家的鲜明艺术个性体现，目的也是市场创汇。所以，我认为它不是艺术创作意义上的画家村，而是市场状态下的艺术工厂或者说文化产业园，它带有艺术生产的某些特性，但却并非真正意义上的画家村。它是市场经济状态下的一种艺术生产模式。它的出现和存在仍然是市场催生的结果（在后面详加论述）。市场操作画家村的运行
依托于北京上苑画家村的上苑艺术基地即将在今年春天开工兴建。作家程小蓓向记者介绍，这个由美术展厅、文学馆、活动中心和作家公寓组成的艺术基地，将开展一系列艺术活动：艺术交流、创作计划、学术讨论、专题对话、展示展览、出版刊物、开放艺术家工作室、开展广泛的网上链接……，2000年一群作家开始与程小蓓一起在乡下寻找可以安顿自己的居住地，先后有万夏、欧阳江河、肖开愚、西川、王清平、贺照田、残雪等，而此前不知从何时开始，中国的艺术家被发达国家的艺术馆、创作基金会邀请去他们的国家“寄存”片刻，如高行建、北岛、杨炼、肖开愚等等作家，几乎就靠这样的方式生存着，而在国内却没有一个也能让他们回家“寄存”的地方。这个计划得到了上苑村大多数艺术家的支持与协助，他们首先成立了“艺术管理委员会”，由艺术批评家和画家――贾方舟、邓平祥、申伟光、王华祥、丁方等负责进驻“艺术基地”人员的选择与推荐，目前他们从五十多位申请者中确定了二十多位优秀艺术家和作家的进驻。其次她又获得了一群建筑艺术家的支持与帮助，为了将艺术馆及整个“艺术基地”建成一流的艺术创作、展示交流等多功能的艺术社区，为使“艺术基地”在硬件设施上创造出能够代表中国当代建筑艺术特色的艺术建筑群，还成立了由国内优秀的建筑设计师、环艺师、艺术家、作家共同组成的“建筑艺术管理委员会”，他们是――渠岩、孟建柱、苏丹、丁方、贾方舟、温子先、程小蓓等。
看上去，这样一种合作似乎是艺术家择群而居的现象。但仔细分析下来，该计划能被多数画家赞同并支持，无疑是有其深层的市场原因的。与门头沟画家村画家选择工作之余的周末去创作不同，上苑画家村的画家虽然多数是有一定艺术成就和经济基础的，但是选择在这里生活和创作，他们仍然期望画作能被承认并被市场收购。经过策划和运作“上苑艺术家工作室开放展”、较学术化的批评家研讨会、香港、台湾著名诗人参加的诗歌朗诵会等等，以及这个艺术基地的创建，这都是上苑画家村采取的积极的生存态度，也是积极应对市场的态度。因为市场的形成，除了需要画家提供产品，还需要不断有销售商前来订货以及广大的买者。那么，上苑画家村一系列活动的开展，寻求在学术层面加以提升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画作的社会影响。无论是环境的改善还是人际的交往，他们期待的最终结果是画作能出手，而最终目的是艺术得到了社会、市场的承认。在这里，市场是扮演着温和的角色，而市场的调节手段是通过公共设施的建设、公共活动的开展等方式来得以实施。
而在通州区，市场的运行显得更为残酷。自由摄影撰稿人赵铁林追踪采访宋庄达五年之久，并最终汇集成册的《黑白宋庄――断代青年的艺术追求与人生自白》在今年年初出版问世。在这样的一个拍摄历程中，他想表达他们在精神和物质之间的一种挣扎状态。在他眼中，宋庄的画家群落分为三个层次：一是已经成名，屡屡被国际艺术展如“威尼斯双年展”等邀请前往，其作品还被海外收藏家收藏的，都有几套别墅、几辆名车；二是不时有作品售出，有一定影响力，但生活并不十分宽裕的画家；三是正在创作但并未获得承认的画家，他们大部分还处于一种简朴生活，甚至还有经济上极其困难的。
大家都知道，现代艺术是通州宋庄画家村的艺术标签。但是市场的残酷在这里表现得非常明显，他们的一切生活来源完全依靠市场剩余资本正常有序的良性运作。但目前，由于表现现代观念的现代艺术作品仍不被社会普遍接受，美术馆、博物馆、画廊所经营、陈列、展示的多数仍是传统艺术。现代艺术缺乏流通的市场、收藏的机构以及大量购买的群体。这使得他们不得不面临窘境――物质上的和精神上的。因而，他们纷纷将目光投注到西方现代艺术市场。到这里来的有很多外国人，而画家们展示画作的方式也显得较为独特，10年前的画室一旦来了老外或画商，通常是门户紧闭，即便相熟的画友来访敲门也佯装无人，如今，他们的心态相对成熟，常常是得知有画商前来，小院子里便摆满了作品；一个个院子互串，画作交易成功后中间人还能抽成。市场是一个硬砝码，画作被市场接受一个最现实的变化就是有经济收入可以改善生活了。这就导致了一个很大的问题：为迎合市场，很多画家放弃了最初的艺术追求，按照市场的口味进行创作。其实市场也是在发展中不断调整的，一味地迎合市场，丧失了艺术的独特性，结果是不想而知的。
上海画家村迫于房租合约等现实问题被搬迁的状况，有些类似于纽约的苏荷区但却本质相差很远。同样是房价看涨后画家们再在新的地方聚居，而苏荷区在搬迁前已经是颇有名气的艺术家聚居地，最本质的是画家们的创作风格受到广泛关注，房价看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此。而上海画家村的“失败”其实是应对市场的失败。虽然也有经纪公司，但它同样扮演着物业管理者、画商的角色。这三重身份集于一身使得面对市场时容易摇摆不定，销售策略也是重心不一。所以，在市场上的定位还未确立前，便被市场大潮掀翻。但它给人的思索和启示也是不可多得的。艺术行业、艺术中介人才的稀缺以及可资借鉴经验的缺乏，需要引起重视。
其搬迁后的状况有些不大一样了。艺术家园的新主人汤胜天是开画廊从事艺术品拍卖的，拥有画廊和拍卖公司。而画家们房租非常低廉，30－50平方米的房间，月租金在300－500元不等。据说画家们可以赊房租，甚至可以用画抵钱。从组织画家办个展以及参加艺术博览会等举动看，这次他们是想用品牌策略来打开市场。但是否经营得当、适销对路，则要看以后的发展了。
画家村的市场受制于艺术品市场总的发展环境，又与作品的艺术取向、国内环境、公众认知度等不无关系。
艺术工厂的市场分析
现在要说说深圳大芬油画村了。
大芬村的油画如今在世界各地尤其是欧洲市场畅销，它之所以引人注目，不是因为主要行销行画，而是其行销一条龙的产业模式，出口创汇的巨额利润，使之成为国内不太规范的艺术市场中令人惊叹的一例。15年前大芬以制作、销售行画起家，以流水线作业的方式临摹原创作品，画出一批同样内容的画，然后低价销出。2004年4月，整个大芬村(包括公路对面的茂业书画交易广场)共有书画、工艺等经营门店243家，其中从事油画生产和销售的有145家，从事国画、书法创作和销售的有55家，从事画框、颜料等相关配套产品经营的有28家，从事工艺、雕刻、刺绣、装饰及书画培训的共有15家，由于不少画师在外地开设有培训班，如集艺源公司在潮州、美联画坊在广西和湖南，同时向大芬村各画商供画的画师或画工除大芬村及周边的村和社区以外，还有不少来自全国其他省市，仅为吴家尧的美联画坊作画的画工就有700多人，而集艺源油画公司在全国各地大大小小的培训班有500多个。据初步统计，以大芬村为中心从事油画生产的画师、画工及学员最少在8000人以上，而且这一数字还在不断增长。通过紧靠深圳特区的地位优势使大芬的油画产业直接与国际市场接轨，在没有政策扶持的条件下，首先经受市场的洗礼与磨练。(1)市场商品画的制造和销售一年达到了营业额一亿以上的业绩。
小规模地纯粹制造、销售行画，这只是一个艺术工厂，类似的有厦门乌石浦的行画村。但自发而起，在大批的画家聚居的地方由一些自发和主导型的人组织以后，稳定的进行商品画的生产活动，进而形成更大的商品画生产流水线的基地，在商品画生产基地具有完整的居住、画的生产、买卖的场所等等设施，形成规模化发展直至政府投资，深圳的大芬村呈现的是目前国内纷纭涌现的“文化艺术产业园”现象。其实，这种类型的产业园在全国各地都有，只是没有大芬村的规模大。比如中国美协苏州胥口书画名家街、辽河文化产业园就是具有房地产开发商投资背景同时合并地方政府的支持力量的文化产业园。
在大芬，改造周边环境、组织画家外地写生、筹拍电视剧以扩大影响等，这些在其他城市的画家村由画家自发组织或经纪公司操持的做法，在大芬村则是由当地政府来完成，如今的大芬村，更多地具备了文化产业园的特性。文化产业要发展，必须以市场作基础，以政策为导向。目前要取得更有效的发展，需要更多的艺术中介或者说销售人才，社会资金的投入和资本运作要追求最大效益化，政策的导入和扶持更不可或缺。画家村合法性的维系一直有不确定性，政府的扶持也在一定程度上使大芬村抵消了艺术家聚居所带来的不利因素的影响。显然，作为一个文化产业园，大芬村的发展需要整合资源、一定的操控手段以及法治，而不是仅仅扩大市场――虽然这是根本的。
市场调节还是政府调节
政府的介入在这里成了一个焦点：画家村的发展、文化产业园需要市场调节还是政府调节？政府在这里充当一个什么角色？
艺术品市场的升温使得画家村愈来愈受关注，但是画家村与政府决策的矛盾却表现得更加明显了。在北京通州的宋庄，其艺术现状与市场发生着密切的关系。如今，那里去的外国商人非常多，信息活跃。虽然每日的成交量不大，有的是去挑画家，有的签订意向，但画家们似乎都能生活下去。前不久，一个五星级酒店还在其建筑空间内成立运河艺术中心画廊，到那里大量购买油画。但这里，当地政府就建议村民重新装修房子，提高房租后再租给画家。可想而知，如果房租真的提价了，肯定有不少画家要搬走。毕竟，画家的创作和生活需要核算成本，当初廉价的房租是吸引他们前来的原因之一。
而北京的798工厂，由于房地产开发的需要面临被拆除的危机。艺术区内的艺术家、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北京市人大代表李象群先生，曾联合其他14名代表在今年北京市“两会”期间提交了一份议案，把以798厂为代表的大山子艺术区与城市规划及产权方的矛盾摆上桌面，建议政府相关部门邀请各领域专家组成专家组，正式评估该地区的潜在价值，在拟订发展规划前暂停实施原有规划。他的呼吁引起了有关人士的注意，暂时维持现状。
我认为，市场调节才是画家村生存的重要内容，也只有市场调节，才可能优胜劣汰，符合价值规律。画家村里无论是画家还是画商、画工，他们均构成市场的各个要素。由于其配置都是市场自动调节的，而画家必须要将作品进入市场才能形成良性循环，所以画家村受市场调节是非常明显的。政府的调节应当停留在政策支持、宏观调控等层面上，而不是插手行政管理、干预资金投入等实际工作中。
一点说明
艺术是讲求个性的。艺术家们之所以择群而居，画家村之所以为人们所关注，很大程度上是追求这种集群居住所形成的群体效应。这包括共同交流艺术创作体会、共同享受群体所造就的艺术氛围、创造并融入共同形成的艺术市场等。国内有的画家村出现了一味地迎合市场的势头，对艺术的发展来说，这是一种不好的现象。不坚持艺术的个性创作，势必会以最终丧失艺术市场为代价。
在这一点上，像大芬村这种以画行画为特点的艺术基地，更应引为重视。艺术产业进程的推进，一方面会扩大画家村的市场规模，另一方面也会使其艺术自由度受到一定的制约。如果不采取一定的区别措施，将可能影响其发展并进而影响艺术产业的发展。作为一个文化产业园，需要发挥园区内各种资源的最大优势，大芬村内也不少职业画家，迫于生计生产行画。为今后发展计，利用园区优势，一方面吸引更多的职业画家入住，另一方面通过产业化运作来培养更多的职业画家，使画家和园区两者形成相依相存的关系。作为一个自由聚居的场域，以更开放、容忍的姿态，使艺术生产场呈现出更多的探索性和开拓性。
（1）人民网・深圳视窗 《大芬模式：中国油画产业基地》2004年9月21日 李斌 刘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