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雄是历史的主角，但不是历史的主流，所以英雄多奋发、多孤寂，多以悲壮而谢世。在大畏先生看来，世界上任何民族的历史，都由英雄开始，任英雄发挥，英雄主义既是对苦难的承担，更是对胜利的指引，是民族的魂魄。然而在物质文明高度发达的当下，“上帝死了”，成者王，败者寇，平庸的人们关注着英雄的结局，却不愿意面对英雄的挣扎和煎熬。因此，《后羿的故事》试图重现英雄和英雄的年代的全部，找寻蕴涵在人类意识深处的英雄的理想、英雄的信仰。在故事中，既有光明的和平，也有血腥的杀戮；既是立天地大志的神，也是含儿女长情的人。后羿最具强势，精悍的身材挺拔耸立，高扬着的充满了肌肉张力的双臂，刚毅地向着被自己所征服的太阳，犹如一面高高飘扬的旗帜。征服英雄后羿的嫦娥却是纤弱的，呈袅娜升腾之势。“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神话中，美丽而聪明的嫦娥因不满后羿的劣习，以不太光彩的方式得到了永生，也间接地谋杀了英雄，所以后人对她颇多非议。但画面中的嫦娥似乎摆脱了这种罪孽的沉重感，静穆而轻盈。也许，正是嫦娥以永远的苟且偷生，才成就了后羿的英雄晚节。还有，九个被后羿射落的太阳，暗淡地飘散在画面的一侧，而受“十日并出”炙烤的民众，只剩下一具具断臂残掌，使人感到艰难的生、艰难的死……总之，《后羿的故事》借着后羿与日月、后羿与嫦娥、后羿与百姓这一系列记忆碎片组合的特定含义，回归到人性的原点，重新梳理、讨论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身的种种关系，求索现代人的精神世界。当然，在这探求里始终挟带着画家鲜明的自我价值，真诚而热烈。
绘画是人类用视觉形象对精神现实的进一步肯定。真挚、关注、良知，这应是画家思想的基础，也是画家作品本身的基石。毕加索曾与西蒙?特利谈道：“艺术家同时也是政治人物，他经常关注悲怆、激烈、欢快的事件，他以各种方式对这些事件作出反应。他怎么可能对他人毫不关心，并以象牙之塔冷漠的孤傲，使自己同人们如此丰富地呈现给他的生活相隔离呢？” 因此，伟大的艺术作品绝不会用娴熟的技巧来代替真诚的良知—尽管太多的画家把自己淹没在了由完美技巧所组合起来的虚妄之中。大畏先生创作的《后羿的故事》，实现了从视觉真实向心灵真挚的转接。这种真实，不依赖对自然形态的准确摹写，也不依赖于对细节组合的耐心雕饰，他所聚焦的注意力和对客体的精神的领悟，唯一的来源就是画家面对所选取对象时的浓郁感情。从形态上看，画家以自己的臆想解体了羿射十日、嫦娥奔月等远古神话的历史，但这种解体不是堕落，而是重生，让人在赞叹画面强烈表现力的同时，洞悉到画家对理想的坚韧执着。这些执着有的接近观者的情绪，但更多地诉诸于理性，以其理智的崇高而显得生气勃勃、庄严高贵，焕发出富于知性的辉泽和哲理的智慧。从技法上看，画家完全把自我暴露在观者的视野之中，毫无掩饰地展现着心灵的痉挛、欢腾、痛苦、迷茫。如画面上有不少从纯技巧上来讲的忌讳，大块的黑，大块的白，一览无遗地反映出画家创作时的真实：如天真的稚童，漫无目的，不知节制，任凭心情的起伏，油漆匠般一遍又一遍地反复涂抹，至尽兴方歇手。然而，这恰恰流露出了画家的真诚，因激情的倾斜而暂时忘却理性的约束，带着些许鲁莽又不作掩饰的纯真。
在现代绘画中，许多优秀的作品总能描绘出不同于经验世界的各种客观形象，任凭它缺乏比例，却构架成为和谐的组合，超越所有完美的习惯和特征以及种种无益的细节。《后羿的故事》是大畏先生从传统的中国画出走，把西方现代绘画主义拿来，中西互鉴的又一次成功实践。通过夸张、简化、综合、变形，借中国画所特有的墨色层次和富有弹性的线条，以平面几何的构图和雕塑般三维立体的画面，把一个用语言可以渲染得包罗万象、荡气回肠的神话故事，抽象成为超越时空的图腾般的符号。这样，尽管暂时使观者失去了对经验世界本能感知的亲切感、熟悉感，但布满画面的变形了的形象世界，被画家以超乎想象的戏剧性处理后，其内在的逻辑关系和精神纽带更加凸现、更加强烈，使观者在瞬间的视觉炫目后，很快就在心中荡起一股难以名状的激动，并引导着去探究隐含在画面下的思索。比如，那些充斥着整个画面的幻想出来的一截截躯体，零散、残缺，但并非一团强加拼凑、随心所欲的具象铺陈，它是一组“破坏的总和”，是精密构想下的思想利器，深深刺向观者的心灵隐处，诱发他们因自身的经验和感情所激荡起的不同的精神，体味到不同的寓意。而精神的内容一旦被定格了的图腾般的符号记录下来，这个符号就具有了生命力，成为一个活的个体，从现实中呼吸氧气，演绎着自身多彩的生命，甚至成为创造新的历史图腾的源泉。
对一位严肃的画家而言，绘画不是为了娱乐，而是为了由理想化所创造的自我的实现。画面中画家所强调的，总是源自内心最深层的情感，一种可被感知的神圣感、崇高感。在《后羿的故事》近二十平方米的画幅中，笼罩着浓浓的人文主义关怀，这也是大畏先生创作历史题材所特有的一种气质。在凝重、深涩的底色下，于冰冷、断裂的碎片中，升腾起缕缕温暖，闪烁着点点光明。仿佛是急风暴雨冲刷下的大地，总会聚起汩汩细流，执着地奔向远方。在大畏先生眼里，爱，是人区别于神的一大特征，因为有爱的表达，所以我们的历史可以从神话中走来；因为有爱的存在，所以我们可以从容地总结历史。因此，他作品的情调总是把握得分寸有度，庄严的画面沉暗或平和，但决不隐晦。或是在具象上，或是在色彩上，总是投射出面向未来的光辉，澎湃着诗意的热情。即使画面中心那突兀的骷髅头骨，流露的也不是狰狞的控诉，而是哀悼之下的反思和对真爱的渴望。
数年前，大畏先生酝酿并提出要创造一组“重述中国古代神话”的作品，《后羿的故事》是第一幅，现四易其稿，终成大器。我相信，这一恢弘巨制不仅对于画家的创作，而且对于进入新世纪的中国绘画，乃至整个中国画发展的历史，都将是一件重要的作品。我们期待着，施大畏先生在对中国文明与艺术的上下求索中，思之愈切，行之愈坚，创造出一幕幕更加灿烂传奇的神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