壮美构成的中国精神
从人类的接受心理来看,闻立鹏的艺术探索之路,有着不可名状的命运颠蹶。他的内心体验,一切创作活动,包括各种情绪、心态、观念和精神的表露,都源于他父亲的忧患性和前瞻性。时至今日,闻立鹏仍然无法诉诸语言来表达父亲被暗杀的沉重打击,在他心头激起的巨大震惊和伤痛。父亲的爱国精神,毅然被闻立鹏继承之后,在他心灵深处经历了系列剧般艰难的协调活动,逐渐构成闻一多式的中国精神,使他的视野更为扩大,思维向度开拓出新的境界。他以含混的黑色隐喻野蛮暴力,揭露对生命的摧残,以醒目的红色象征烈士的热血,纯静的白色表达毫无杂质的崇高精神,意图明确地造成强烈的艺术感染力,传达肉体的痛苦,灵魂的焦虑,体现出国家命运主题的博大交织。这种大情怀和大悲悯,足以表征他所追求的崇高和壮美的持久性,要比红色经典的独特性更为重要。
解读闻立鹏的精神世界,需要历史性的望远镜,他的童年充满恐怖、绝望和怀疑,甚至对历史的诅咒,但他体验的生与死,爱与痛,温柔与残暴,成为他创作理念的温柔底色,成为他永不磨灭的心灵姿态。他十五岁那年,父亲被暗杀后,在痛苦和绝望的灾难中,满怀无法克制的爱和恨,挥泪告别母亲,怀揣一盒马头牌水彩,随着一群大学生投奔解放区,以伤感的存在,幽怨的颂歌模式,在内心树立起一座纪念碑,开始了浩荡的艺术生涯。在很大程度上,灾难本身的复杂性和破坏性,使他对艺术创作倾注了浓厚的英雄主义色彩,把一生的悲伤、激愤、苦闷、迷惘、忧郁和欢欣,汇成一种信念的文化源流,求解中国精神的内在真实,以此接近特殊时代的精神核心。柴可夫斯基的《悲怆》,贝多芬的《英雄》和《命运》,给他一种悲怆壮美的感受,在自觉性机制和急于摆脱巨大的精神屈辱经验中,探寻和汲取现实内涵,想尝试革命性的激进实验。他在祖国各地的烈士墓前流连凭吊,从青山和忠骨的灵性精神的交织中,感悟出自然美和人格美的豪壮悲烈,完成了生存体验的置换形式,即从直接的历史叙述,到诗意抒情的一种现代性转换。正是抒情性而不是叙述性,构成闻立鹏最基本的美学理想,并以他的代表作《国际歌》一举成名。
对闻立鹏来说,父亲的仁爱、博学、尊贵、庄重和不幸遭遇,构成人间戏剧的旁白,让他领受过刀光一闪的崇高和伟大,这使他站好姿势,拿起珍贵的画笔,在革命现实主义激励的高度上,创作了《国际歌》等一系列具象绘画作品,艺术风格日臻成熟完善。遗憾的是,他在中国美术界崭露头角,开始把艺术视角从悲伤移开,以广敬博爱的情怀,在精炼简洁的笔法中,揉进复杂的思想意识,转向旨在阐释中国精神的时候,一场持续十年之久的人间浩劫,给他带来新的悲哀和伤痕。在他的人生坐标系上,集体主义的思想光环,在令人惊愕的标语和口号中,放射出人性的巨浪。历史的沉重,有时不合时宜,甚至有点故弄玄虚,与表面所呈现出的时代大趋向背道而驰。更为严重的是,他被关进“半步监狱”,双脚上的黑锁链,让他亲眼目睹了中午的黑暗,体味出人性的恶魔因素,意识到被政治和历史遮蔽的另一面,这不仅揭示了时代的荒谬性和悲剧性,而是民族的思维在政治异化之下,以异化人的存在性为前提的精神折磨。“文革”令人惊讶的结果,使中国人经历了一个向自身对立面的转变,让人获得自由的伪善,演变为破坏自由的巨大恐怖。中国精神的消失和萎缩,呈现出奇怪的凄凉状态,显示出一种非人性的存在,形成极为荒谬的时代图景。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闻立鹏的艺术探索和超越,与其说是来自先决的文化符号和人性密码,不如说是来自闻一多、刘胡兰和江姐等先烈的崇高品质。古今中外的绘画艺术经典,与思想启蒙和伦理构想同时存在,而且更为意义深长的是,与人类文明的普适价值同在,比如德拉克罗瓦的《自由指引人民》,戈雅的《五月三日的枪声》,库尔贝的《奥尔南葬礼》,都达到了令人瞠目和惊叹的程度,他们表现出的率真、悍烈和神秘等人类精神,已经超过了对政治主题的歌颂。任何国家,任何时代都有自己的经典,因而百年中国油画才有楷模和典范,才有标准、尺度和方向。徐悲鸿、颜文樑、卫天霖、林风眠、刘海粟和庞薰琹的一些油画作品,作为经典依然显示出民族精神的独立性,以现代性的审美视角,反省民族的内部精神,从中获得一种美学理念,一种承担能力,一种思考起点。就艺术哲学而言,绘画是一项严肃的职业,是一场反对入侵的殊死搏斗,这与提香相似,与委罗内塞相似,他们创造了高贵而精美的尸体。海德格尔说,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在罗工柳的《前赴后继》,王式廓的《血衣》,闻立鹏的《国际歌》,詹建俊《狼牙山五壮士》中,都具有革命现实主义艺术的美学特征,正如鲁迅发出的中国声音,为被压迫、损害和侮辱的中国人呐喊,激发中国人的反抗精神。这样气势恢宏的作品,应该得到全人类的喜爱,应该以华夏大地的壮观,使所有中国人心醉神迷,应该使人民心怀敬意。
实际上,现实主义美学规范的要求,是真实地反映历史本质规律,这对闻立鹏的艺术创作起了重要作用,他在历史学意义上建构的中国精神,已经构成了艺术迸发的首要条件。他认为集中的、瞬间即逝的意义和价值,命里注定要被永久性所超越,这种持久性乃是绘画艺术的一大标准,从中产生出神圣的使命感来。以他的《大地的女儿》和《红烛颂》为例,这两幅作品符合两大审美要求:一方面是现实主义美学规范的要求,另一方面是把宏伟气势与纪念性信念融在现实大地加以体现。他对民族历史的阐释,民族价值的关怀,以及抽象艺术探索过程中,用怀念、渴望、朴实和剽悍的象征性色彩语言,表达着对民族处境的宏观思考,进而阐释具有普遍意义的人类情感。他追求的中国精神,是带着一种无限的爱表现出来的,正如波德莱尔的法兰西精神,本雅明的德国悲剧的起源,聂鲁达的智利民族情结,闻一多曾在追寻民族精神的大爱与大恨纠缠的痛苦。
从父亲身上,闻立鹏获得一种广阔的激情,寻找纯粹的崇高,神圣的伟大情感。这是把灵魂奉献给大地和山川的冲动,痛苦与甜蜜的纠缠,阔大与细腻的重合,爱与恨的交织,民族与人类的呼应,使他的目光在无边无际的中国精神的梦境深处,慢慢变得温柔而深沉,犀利而智慧。
人性的考验维度与民族思维的深层探讨
纵览闻立鹏的创作历程和生存状态,不难发现他受到历史传统和主流文化因素的影响,他始终遵行中国精神的引导,在人性的考验维度上进行着民族思维的深层探讨,一些易于辨认的、色彩斑斓的文化密码,使他的油画艺术创作,从任何封闭的意义性和时间性,转向永存的历史瞬间。比如意义追问中的和平、高贵、仁爱、崇高、壮美、恩慈、良善、信实等价值理念,以及刻骨铭心的生命记忆,纷繁复杂的历史现象,充斥在他的艺术探索之中。作为中央美院教授,中国油画学会的领导,他从不滥施权势,高厚栽培美术界新人,希望新一代画家们摆脱自加的枷锁,获得激进的美学锋芒。他信仰真实性和完整性的艺术追求,经常给全国性美展写前言,给青年画家的画册写序,以出国考察访问和演讲著述的方式,依靠独特的审美理想和阐释能力,对当代中国油画艺术的现状与趋势,以他所处时代为参照与谱系,阐释中国油画史自身的内在结构关系,梳理出主体轮廓和基本脉络,出版了四卷本的《闻立鹏文集》,给中国美术界带来新的启示。
(《艺术星空的时代闪光》——中国油画赏析)一书,给人以空谷足音之感,这足以证明他对古今中外的绘画理论有着广泛的涉猎和钻研,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理论体系。他认为当代中国油画艺术,包括现代主义艺术,须从传统文化中汲取力量。他从大文化的视角出发,以更为普遍的艺术立场,将百年中国油画史的艰辛开拓与曲折成长,作为一种链条式的解释体系,在不拘一格的审美判断中,挖掘尽可能多的价值与意义,更深切地触及他所意识到的希望、欢悦、悲痛和存在的奥义。在绘画理论方面,既大刀阔斧又简洁明确,细致入微,论述过程中稳扎稳打,步步为营,行文简明扼要,风发韵流。在油画艺术探索方面,他也当仁不让,形色的创新与突破,在他晚年的创作中纷至沓来。他对艺术表达系统进行了宏观与微观的区分,这对更深刻地理解他的思想境界大有裨益。他对既有的绘画理论进行系统的清理时,对自身理论的建构,也在美学理论的平面上展开,时时联系着当下的艺术创作实践,让人分享从不缺场和失语的审美体验,学习和挖掘新的创作资源。
从学术研究的角度而言,闻立鹏的理论修养和批评勇气,集中体现在(《呼喊真诚 呼喊崇高》—— 一个油画家的沉思)这部书里,他的审美自信和对艺术的真诚,源自他爱艺术爱得朴素而又庄严。闻立鹏有着广泛的阅读品味,丰厚的审美积累,他以高瞻远瞩的情怀和态度,避开艺术史学家个人的知识话语,阐释许多值得深刻加以反省和质疑的问题。今日的中国油画机制是多元的,有主流意识形态的,有跨国玩世主义的,有政治波普和极端前卫的,也有自恋的精英主义的。在这种杂语喧哗的文化背景中,闻立鹏不是简单地扬此抑彼,充当美术理论的搬运夫,他认为一切艺术创作手段,都是为了感染观众,获得更大的审美愉悦。十年浩劫的恶果,人性的邪恶与堕落,触发出一系列格调苍凉的生存苦难,使他迫切找出根基与源头,反照寻求真理和出路的艰难跋涉,使他关注社会历史变迁中人性的真诚与崇高的恒定部分,阐述艺术说到底是为着人类的,艺术的现状应以足够的危机,唤醒每个人的社会良知,再次召唤真正的中国精神。
闻立鹏的(《艺海纪行》——我的艺术探索之路),不是美学史的高屋建瓴,而是对绘画艺术本身,冷静地进行剖析和反思,记录了日常创作中的构图、基调、色彩、技艺、笔触、局限、嬗变的感悟与表达。就内容而言,这既有助于画家的智性表达,又有助于读者的解读与审美,契会于一个理想的精神交流情境,还拓宽了绘画创作和理论的意义边界,使之包蕴了旨在促进读者理解作品的所有因素,从而标志着一个富有爱意、充满智慧、前景广阔的油画大师的诞生。在他的论述中,有意识地对自己补偏救弊,诸如他的文化资源和精神质量,这使得他对油画创作的探索,跨过前代与后代的疆界,更加富有前瞻性和共享性,更加富有审美意味,表现出更强烈的博爱精神。这有助于新一代画家们在更深广的文化背景下,把握传统秩序和民族思维的内涵与视点。在这个深层意义上说,闻立鹏是一个值得尊敬和维护的艺术大师。
在(《追寻至美》——闻一多的审美人生)中,人们不难与眼泪相遇,这是闻立鹏眼含爱戴的泪水,对父亲进行了浓墨重彩的工笔描绘,为父亲树立了心灵的纪念碑。在一个特殊的年代里,闻一多在艰难的不懈怠的努力之中,找到了人类的盼望与出路,虽然举步维艰,但并不是乌托邦式的梦想。对承受过民族耻辱的人来说,闻一多的爱国精神与情思诉求,是人类共同渴求的精神之路。在某种意义上,他的《红烛》一诗,是作为他人生追求的重要价值与尺度,体现出艺术家应有的悲悯、爱意、阳光和希望。他的伟大与牺牲,直到今天还影响着闻立鹏的艺术创作,并视为荣辱与共的中国脊梁。在消费化和肉身化的后现代文化逻辑中,民族精神日益成为空构,欲望膨胀导致意义与精神被放逐。闻立鹏满怀焦虑和热望,仍然做着在他人眼中不屑一顾的忧思,他没有一味盲目崇拜父亲,而是用一生的精神气质和思想行为,勾勒出一个为人类贡献出良心的艺术家的灵魂。
艺术创作理念的放大和延续
毫无疑问,晚年的闻立鹏既谦虚又憨厚,目光中流露出的那种大画家少有的质朴和诚恳,给人一种亲切感和信任感。他不再是民族代言人身份,而只是一个著名画家的身份介入社会,这使他以个人的直接感受方式,乐于把思想的力量转化为艺术奇观,在理性呈现中展示写实主义审美理想,这一切使他的绘画艺术给人以奇特的感受。在他精炼简洁的色彩语言中,可以看出深邃的对民族意识的体验,以此达到了精神超越的演变阶段。但他仍在思考一个古老的问题:何为艺术,艺术能何为,又是为何。
当闻立鹏着眼于质疑乌托邦式全球化图景时,发现人们无法逃避物质财富的引力场,人仅仅成为生产工具,成为消费社会中的一个环节,这是后工业时代的最大特征。在后现代文化语境中,当代中国美术的重心逐渐走向商业化、市场化和拍卖化,不可避免地影响到当代中国精神的重心倾斜。卷入焦虑与热望的结果,一切都是文化、媒介、权力和肉身感受,艺术家的内涵发生了膨胀、扭曲和游离,他们的肉身狂欢和内心悲伤,与民族和国家无关,只是把抵抗、反讽、隐喻、畏琐、欲望、阴暗、乖张、颓废、自闭、轻狂和清高等时代的精神病症突现出来,导致国家与民族的启示越来越少,没有了中国概念的重负。在很大程度上,闻立鹏得力于形式方面的探索,那些超乎寻常的对中国精神的表现,其实是检视百年中国油画之中,探索出具有革命性策略和意义,就这策略和意义而言,他对创作经验的提示来自两方面,一方面来自父亲的崇高和伟大,这与他所表现的对象是否具有现实性无关,重要的是他本人具有对繁衍的现实脉络的理解;另一方面来自他直接把握历史呈现出的时代性和民族性。因此,在他所有的绘画作品中,人们会遇到一些抽象的形状。从《蓝色的记忆》到《白石》系列,他体悟出抽象绘画的幻美,无论内心一言不发,也能把生命力和人类精神,与博大的自然融为一体,描绘出人性的崇高与壮美。
一个伟大的画家,是否符合一定的社会检验标准,人们首先对充满个性的画作感兴趣,其实才对充满个性的画家感兴趣。事实上,闻立鹏在双重意义上面对艺术创作,他既面对艺术既定的文化制度力量,又面对正在变动的中国现实。因而他的艺术创作有其历史真实性,他所追求的艺术姿态,他所表现的中国精神和价值认同,他对崇高和壮美的标榜,都以主流意识形态为基础和导向,以其令人惊异的创造力,对高贵而独特的艺术理念的坚守,保持着极高的写实主义创作水准,成为当下中国油画界的重要议题。他在理想主义维度上寻求的艺术创新,在处理色彩语言和存在世界的复杂关系方面,以及对英雄人物进行符号化的表现方面,显示出他特有的理想主义表象策略。显然,他从雄伟壮丽的群山峰峦中,体悟出壮美和崇高的境界,把宏伟、庄严、伟大、崇高、永恒等视觉感受,转化为创作规范与艺术功能之中,力求探索形式美的多重性和可能性。他以“山”字的形态,构筑群英形象,淡化叙述化和概念化,以色彩语言为基,突出国家意义的颂歌力量,在思想协奏与情感交响中,追求一种悲怆壮美的人格魅力,一种崇高永恒的中国精神。
由于一种既定的文化背景,闻立鹏以激进的写实主义方式,创造出“民族和国家”的特殊的艺术之路,他笔下那些粗糙的石碑,可以称为历史过程中的纪念性、颂歌性、石制性的英雄形象。在历史终结之后的虚空中,他用古典主义的艺术风格与色彩图式,一直进行着对中国精神的追寻和反思,他把父亲描绘成富有智慧,又表现出和谐,具有尽善尽美的现实感觉。《向往》是一幅带有复杂意象的抽象艺术作品,炊烟般的悬浮液,在深度意义上是他父亲的灵魂,或是文化意向的父亲的影子。在历史与现实的深刻变动中,影子成为历史性多元化的实体,实体成为生命价值的影子,远离世俗的狂欢、阴谋和陷害,在无边渴望的蓝色天空自由飞翔,灵性精神在轻盈飘升,表现出广阔无垠的创作奇想,以及精湛高超的技艺。《蓝色的记忆》在艺术形式或艺术思想上,实践得新颖和乖张,他肯定心灵所体验到的真实,是一种寻求新的表达方式。这种变形的几何图形,在毕加索那里成为分割的观念,灵性精神被他表达得淋漓尽致,从中看找不到真正的人像。这种割裂的绘画技术,表现出的是分裂的人与分裂的世界,人类所遭遇的困境已经昭然若揭了。在这个荒凉的大地上,闻立鹏尽其所能地把人类的希望和信心聚拢起来,以获得一个完整的价值基础关怀人类。他从色彩丰富的墓室壁画,得到具有现代性色彩语言的启发,用退色的赭石、生赭、石灰白、烟灰黑,象征父亲的忠骨,子弹穿过的伤口,燃尽的蜡烛体。他让父亲的忠骨在无垠的蓝色天宇悬置起来,令人想起远古的审美趣味,体现出一种生动的富于想象力的色彩风格。这并不意味着他在真实面前,已经失去了意义和价值的想象力,他的困惑和焦虑,也不是他对世界失去信心之后的灰暗思想,而是一个让人心酸和流泪的事实。他在使用割裂手法作画时,以蓝色的渴望表现人格重新变得完整,为实现这个蓝色的理想,他还在探索另一种更为内在的真实。价值核心的丧失,使现代人生活越来越追求外在的刺激,艺术也在追求一种外在的形式推演。《红烛序曲》是对宏伟气魄的酷爱,让人联想历史性浮雕、葬仪艺术、石棺艺术、圣像艺术、凯旋门和纪念柱。他以汉字结构的规范与功能,探索绘画语言节奏与和谐概念,赋予以非凡气魄和极端精美结合在一起,既简洁明确,又蓬勃生机,以及庄严肃穆和丰富想象,都在这幅作品上达到完美平衡。在这幅格调沉重的油画里,他把理性和诗情成功地融为一体,使理想主义的澎湃激情,借助建筑几何和壁画艺术的沉稳,取得了情怀、价值、心性和理想等本体意义的平衡与发展。这与他父亲对中国超量的热爱,知识启蒙和精神重建是一脉相承的,就像罗马艺术一样,肖像艺术负担着极为重要的宣传作用,即便艺术渐趋死亡,但伟人的形象则万古长青。
就社会文化心理而言,在人们走向现代化的进程中,对于一个从特殊年代走过来,怀着满腔热情报效祖国的艺术家来说,当历史沉重的一页翻过去之后,闻立鹏重新对历史进行文化编码,塑造了一个特殊时代的艺术气质。除了油画创作,闻立鹏长期从事美术教育工作和美术理论建设,也都做了很大的贡献。尤其是近几年来,他更是努力尝试更多艺术形式的探索,并且深涉于国内外文化艺术交流事业,把自己的精神能量,放置于更为宏阔的场域之内,体现着他长期以来艺术创作理念的放大和延续。
2008年12月12日 星期五 于乌鲁木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