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所谓内涵，即指古玉的人文思想与价值观；所谓外观，是说古玉的沁色，与鉴赏有关。我们的祖先不但在远古时期就开始制造和使用玉器，而且很早就有对玉本身内涵的一些理性认识，随着时代的发展，又不断赋予玉器以新的解释和含义。我国最古老的文字是甲骨文和钟鼎文，这两种古文字中均有“玉”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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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内涵，即指古玉的人文思想与价值观；所谓外观，是说古玉的沁色，与鉴赏有关。
我们的祖先不但在远古时期就开始制造和使用玉器，而且很早就有对玉本身内涵的一些理性认识，随着时代的发展，又不断赋予玉器以新的解释和含义。
我国最古老的文字是甲骨文和钟鼎文，这两种古文字中均有“玉”字。汉代学者许慎在《说文解字》中，将“玉”解释为“象三玉之连其贯也”。就是说“玉”是一个象形字，最初的意思是把三块横玉用一条玉贯连起来。许慎认为玉的特性是“石之美”，即外表美观，色泽纯正的岩石。他还说“凡玉之属皆从玉”，就是说凡是用“美石”制成的东西，器物名都有“玉字旁”。 《说文解字》中收录了140个带“玉”旁的字，代表的字义很繁杂，有玉名、玉色、玉声以及治玉，还有“石之似玉”者。
古往今来，“玉”字在人们心目中都是一个美好而高尚的字眼。人们用玉字组成不计其数的词，来表达自己所喜爱的事物，例如玉貌、玉体、玉女、玉容……等等，并把为正义而死形容为“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崇玉之风炽盛，可见一斑。那么，古人在玉的自然属性之外如何增添观念形态方面的属性呢?古人辨玉，首德而次符。德是质量，符是颜色，即质量是首要的，颜色是次要的，至今这仍是评价软玉的两个基本标志。
玉的外观颜色一望便可知，但其内质的评价标准是什么呢?古人有很多评价标准，如《礼记》为十一德，《管子》为九德，《荀子》为七德。汉代许慎将先秦对玉自然属性的观察和演绎加以概括和充实，提出玉有五德之说。这五德是“润泽以温，仁之方也;繲理自外，可以知中，义之方也;其声舒扬，专以远闻，智之方也;不挠而折，勇之方也;锐廉而不忮，洁之方也。”可见五德不仅包括了玉的质、色、声、雕等内涵，而且把它们同人的品质结合起来。“君子比德于玉”、“君子无故，玉不去身”等比喻，都是古人将玉人格化，并赋予它美和德两重性格的结果。
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各个学派从不同的立场观点出发，对玉器的功能价值提出了各自的看法。墨家的代表人物是墨子，他反对掠夺战争，主张节约，把是否有利于解决人们的温饱作为衡量价值的标准，因而对玉器持全面否定的态度。它指出：“和氏之璧，随侯之珠，三棘六异，此诸侯之所谓良宝也，可以富国家，众人民，治刑政，安社稷乎?曰不可。”他认为：“和氏之璧”等天下公认的宝物，既不能使国家富裕，也不能使人丁兴旺，对社会安定起不了作用，所以不是什么宝物，只是少数统治者的奢侈品而已。
韩非子是法家的代表人物，他主张建立君主集权制，提倡以法治天下。他对玉器的态度表现出浓厚的实用主义色彩，认为玉器的价值在于它的实用性，如果一件装饰华丽的玉器不能使用，它就没有任何价值。他以玉卮和陶器为例来阐述他对两者价值，说玉卮如果没有底连水都不能盛，而陶器不漏却可盛酒，陶器虽贱但可实用，玉卮虽值千金却无用，因此陶器比玉卮强。
孔子是儒家的创始人，在他的论述中也多次提到了对玉器的看法。孔子对玉器采取较为实际的态度，对它的内质、外观及价值不轻加否定。孔子认为玉材的价值并不大，玉器的价值在于它的制成品。例如有一次子贡问孔子：“我这里有块美丽的玉材，是藏在柜里呢，还是把它卖给识货的商人?”孔子回答得很干脆：“把它卖掉吧!”可见孔子对玉材的态度是很随便的。但是孔子对一些用玉制成的器物却很重视，《论语》描述了孔子执玉圭时，弯着腰，十分谨慎，一副小心翼翼的样子。
孔子所处的时代，正是用玉制度形成的时代，孔子非常重视礼制，对于玉制礼器也极为推崇。不仅如此，孔子认为玉帛等器物还不足以表现礼的全部内容，玉器的内在美也是很重要的，他强调玉器的表现形式要与内容相统一。由于儒家思想被后世封建统治者奉为统治的主导思想，因此孔子论玉对后世玉器体系的理念化影响也最大。
在中国玉文化发展过程中，由于儒家思想的介入，玉器从主要为原始宗教活动的“法器”、祭祀鬼神的原始礼器，发展为贵族阶层用以表示身份、地位的佩饰，这在玉器发展史上是很大的进步。贵族阶层佩带成组玉饰的习俗在西周时期就已盛行，儒家学派将这种佩玉习俗在理论上给予肯定，提倡以玉比德，使佩玉制度化;因而玉从主要为“神”服务转变为主要为“人”服务。这个转变过程，与孔子“不语怪、力、乱、神”，“敬鬼神而远之”，以及“未能事人，焉能事鬼”等含有唯物论因素的中庸思想有一定的因果关系。儒家学派继承并发扬了古人爱玉、崇玉的传统，选择“玉”作为其政治思想和道德观念的载体，提倡“君子比德于玉”，将玉道德化、人格化，大大加强了玉的文化含量，使玉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对于今天研究古玉的人来说，除了要了解古人的用玉思想，还要有一定的鉴定古玉的知识。玉器的鉴定是指鉴别作品的质地、年代、真伪及其价值。鉴定的方法有两种：一是目验观察的传统鉴定手段，二是以科学仪器进行检测、化验、分析的鉴定方法。
古玉爱好者在鉴赏古玉时，除了要把握各时代玉器的造型、纹饰、雕琢技艺风格外，辨识古玉的沁色是十分重要的。所谓沁色，就是玉器长年埋于土中，受到土壤温度、湿度、压力，以及各种矿物质的侵蚀，使得玉质的色泽产生化学变化，出土时玉表面留有斑驳土蚀的岁月刻痕，不易辨出玉质原色。(图一、二)
图一，良渚文化玉器上的鸡骨白沁色
图二，附着朱砂的玉器
玉器受沁首先与埋藏时间的长短有关，清代陈性在《玉纪》中说：“凡玉在土中，五百年体松受沁，千年质似石膏，两千年形如枯骨，三千年烂为石灰，六千年不出世则烂为泥矣。”陈性还指出了玉色的变化，总结出古玉“十三彩”。这个“十三彩”是：玵黄沁(黄色)、玵青(蓝色)、孩儿面(桃红色)、水银沁(黑色)、枣皮红(也称血沁)、鹦哥绿(铜绿色)、硃砂红、鸡血红、丽金红、棕毛紫、松香沁(羊脂白玉)、秋葵黄和鸡骨白(白中浅黄)。
受沁现象还与土质有关，清代刘大同在《古玉辨》中把出土玉器分为陕甘、江北和江南三部分。陕甘处于黄河中游地区，由于土地干燥，玉器土沁较重，玉器保存较好;长江以北地区，土干而不燥，玉器上多有斑点之痕;长江以南地区，由于地性酸湿，玉器水沁较重，故多易腐烂。(图三、四)
图三，局部带有土沁的北方古玉
图四，南方潮湿环境下的古玉沁色
随着出土的古玉不断增多，学者们越来越重视各种玉器的质料，因为这不仅可以确定古玉原料的产地，而且能了解古人在不同玉料的使用上是否存在着差别。对于古玉料的鉴定，传统的古玉学家们往往用目验的方法，通过观察玉器表面的颜色、光泽和外观组织来确定玉质，这种方法有很大局限性。由于古玉表面曾经抛光，又经次生变化受沁，有时可变得面目全非，故不能准确地确定玉器的矿物结构成份。
20世纪70年代以来，科学仪器和技术鉴定的方法引入了古玉鉴定领域，如偏光显微镜、化学分析、光谱分析、油浸法、X光照相分析等。河北满城西汉中山王墓和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的玉器以及江浙一带新石器时代的良渚文化玉器，就是用科学方法鉴定的。这些方法比较准确地确定了一些玉器的矿物成份。研究古玉的显微结构，需要有高精度的仪器才能进行，因为普通光学显微镜仅能放大数百倍，而质量较好的软玉均需放大1000倍以上才能较清晰地观察其显微结构。
近年来，又有学者采用了具有世界水平的对透闪石玉器的鉴定方法――室温红外吸收光谱、扫描电子显微镜和拉曼光谱仪。室温红外吸收光谱利用分子振动模式与频率特征，有对矿物的分辨能力较强和用量较小的特点，其标准样量为1毫克，就可计算铁和镁的占位率以区分透闪石与阳起石。扫描电子显微镜一般只需几个粉末颗粒即可制样观察其结构，只要粉末颗粒显著大于显微结构的基本组成单位即可。这两种方法的另一优点是样品用量极少，共需约1毫克，若在古玉原有伤残或不起眼处小心取样，可达到近似无损分析的效果。陕西沣西西周墓、广州西汉南越王墓和辽河流域新石器时代的部分玉器就是用这种方法鉴定的，利用这两种方法还纠正了原来鉴定结论中的一些错误之处。拉曼光谱仪则可对玉器进行无损分析，测定器物的质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