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以《古摹怀素食鱼帖的发现》一文为例来看徐邦达的书画鉴定法。（见《文物》，1979年，第2期）古摹怀素《食鱼帖》是徐邦达从青岛市博物馆未清理好的书画中发现的，有北宋宣和间吴喆之题跋。经过徐邦达考证，认为此乃北宋以前之摹本。理由有几点。

　　其一，徐邦达认为：“此帖墨色浓润，神采不失……书法高华圆润，放逸而不狂怪，风格在真迹《苦笋帖》、宋拓本《律公帖》等之间，结字亦近有来历的宋人临本《自叙帖》，但细看笔画稍嫌滞涩，在枯笔中又见有徐徐补描之迹，必是勾廓半临半摹之本。其勾摹技巧的高超，所见只有唐摹《万岁通天进王帖》等，堪与比拟。虽不能如《苦笋帖》那样的流畅自如，但结体笔画保持怀素书法一定的面目，可谓‘下真迹一等’，更非刻拓本可及。”（见《文物》，1979年，第2期，第11页）这是根据作品的笔法、结字、风格等所谓的书画本身与相关其他作品的风格对应比较，作为判断的依据，得出结论。

　　其二，着重对北宋人吴喆的题跋情况进行反推理，附以项元汴题字、何元英等人的跋文与历代的收藏印章，巩固得出的结论：“怀素本帖今既定为摹搨，那么，吴喆跋一纸是否从原迹上移来呢？否则为什么他竟称为真本呢？我认为北宋人虽离中唐为近，但他已讲到‘士大夫家所藏，罕有完者’，可见藏真之迹，在当时已经相当稀少；同时吴氏也不是有名的鉴赏家，此本摹得又如此之精好，吴氏信以为真也是有可能的。再则元明以前的一些鉴赏家对有来历的勾摹善本，在他们的鉴定题跋中的措辞往往同题真迹一样，他们不一定不知道这些作品原是摹本，但从唐代以来，鉴赏家习惯对摹搨本几乎同真迹一样的重视，而且当时有的也实非作伪，而是为了流传久远，所以题跋时就不再加以严格区分……”（同上，第12页）

并且徐邦达指出此卷从跋、印上看，自北宋、元、明、清以来，流传有绪。这是根据作品的题跋分析推理与印章的流传情况作为判断依据。

　　其三，查出此卷曾录于民国初年上海《神州国光集》，为丁氏韵香馆所藏。又对比明人李日华《六研斋三笔》中所载《鱼肉帖》，除吴跋外，加了李璜、张晏、沈右跋，并从后者的沈右跋文判断其必为伪作。沈右跋文署为“延祐五年十月”，徐邦达考证：“按沈右生于元末，与钱良右之子钱逵（伯行）、陈植（叔方）、陈基（敬初）等为友，他们都是元末明初的人，因此沈氏不可能在延祐中已能为人题跋。所以此件墨迹虽未目睹，也能断其必伪。”（同上，第13页）又考李日华《六研斋三笔》、清顾复《平生壮观》、卞永誉《式古堂书画汇考》、吴升《大观录》都记载有包括沈氏伪跋在内的四跋，因此断定此“四记本”可能是据“丁本”再次摹写的重摹本。这是借助著录中记载的跋文内容信息，对写跋者的生平和活动状况的考证作为判断依据之一。

　　其四，对比《平生壮观》、《墨缘汇观》、《石渠宝笈》中所记怀素《论书帖》卷，其中印文与《食鱼帖》上所见全同，跋纸高也大致相等，其后有张晏、赵孟頫跋，两者均为真迹，而赵跋的内容完全同于伪沈右跋。由此可以推断：“丁本”《食鱼帖》后，本有北宋吴喆、李璜、张晏、赵孟頫四跋，大约在明季，被人将李、张、赵三跋拆割去，张、赵二真跋，被配于《论书帖》中。这些推断是根据作品形制和作伪中拆配手段的研究所下的结论。

　　最后，徐邦达评价元代张晏是一位收藏古法书墨迹较多而又有眼光的鉴赏家，他推断这幅“丁本”《食鱼帖》为唐代临摹本。又此本所用纸纸面无毛，纤维束较粗，确为麻料，此也可为北宋以前物之一证。这又是以作品的材质年代作为断代的依据。

　　从以上徐邦达对古摹怀素《食鱼帖》的几点考证，从笔法、题跋、印章、著录、生平、作伪、作品材质等多方面进行对比证明，徐邦达鉴定书画的技术全面细致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