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画的收藏、鉴定、赏析，犹似三棱镜的三个面，各具光辉，但须三位一体，方能放出虹彩。按收藏、鉴定、赏析三者的难易，又可说是三个层次，只有三者齐备，方可称为一个真正的书画收藏家。诚如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所说：“自古蓄聚宝玩之家，固亦多矣。则有收藏而未能鉴识，鉴识而不喜阅玩者，此皆好事者之病也。”
　　明末有个张泰阶，收藏了许多从晋、唐、宋、元到明朝的名家书画，还写了一本《宝绘录》。但据吴修《青霞馆论画绝句》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张泰阶所藏书画，全是赝品，是个只收不鉴的典型。明末项元汴，收藏书画极丰且精，但无著述传世，是个能收，能鉴而不能赏析的代表。
　　我对书画的收藏、鉴定、赏析，仅属业余爱好，历时50余年，耳濡目染，日就月将，且自离休以来，孜孜于斯，爱敢不自量力，略予铨次，叙述于后。
　　　　　　　　　　　　　收　　藏
　　书画，是历代书画家惨淡经营、呕心沥血的产物。天灾人祸，只会损毁，不能再生产。幸而存世者，吉光片羽，能不珍贵！书画收藏家，节衣缩食，辛勤搜罗，既花财力，更费精力，时加阅玩，尽心呵护，命名书画得以传世者，厥功伟矣战！
　　初搞书画收藏的人，往往流于“揣骨听声”。“揣骨听声”，原是相求的一种，摸人骨骼，听人声音，以定休咎。宋沈括《梦溪笔谈》云：“藏书画者，多取空名。偶传为钟（繇）、王（羲）之、顾（恺）之、陆（探微）之笔，见者争售。此所谓‘耳鉴’。又有观画而以手摸之，相传以为色不隐指者为佳画，此又在耳鉴之下，谓之‘揣骨听声’。知道一些古今著名书画家的姓名，遇到他们的作品，就买下来。自从书画有经济价值开始，便有作伪的人。明文震亨《长物志》云：“今人见无名人画，辄以形似填写名款，觅高价。如见牛必戴嵩，见马必韩干之类，殊为可笑。”
　　戴嵩、韩干，均唐朝画家，以画牛、画马著名。到了宋朝，署名戴、韩的画，已大都是假的了。米芾的朋友刘泾，从别人处交换到戴牛、韩马，十分高兴。米芾讥道：“以为有韩马、戴牛，但少杜荀鹤、章得象耳！”杜荀鹤，晚唐进士，著名诗人；章得象，宋咸平进士，官至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这两人都不会画画，只是姓名里有“鹤”“象”而已。宋朝谚语：“牛即戴嵩，马即韩干，鹤即杜荀，象印章得。”是对徒慕虚名、不辨真假者的讽刺。
　　历代收藏书画最多的当然是帝王。宋徽宗赵佶，擅长书画，也喜欢收藏书画。据《宣和书谱》载，内府收藏历代书家197人的精品1344件。分诸帝书、篆、隶、正、行、草、八分七类著录；《宣和画谱》载，内府收藏历代画家231人的精品6396件，分道释、人物、宫室、番族、龙鱼、山水、畜兽、花鸟、墨竹、蔬果10门著录。
　　皇宫里的好画实在太多了，多得竟以郭熙的画当抹布。原来，宋神宗喜欢郭熙的画，满殿裱贴郭画。继位的哲宗不喜郭画，改帖古画。拆下的郭画归入“退材库”，装裱工人拿去当抹布，被邓名世发现后，全数乞请而去。其子邓椿，记其事于《画继》。
　　除了帝王，要数权臣。南宋贾似道、令陈振、谭玉、赵与柟等广收奇玩珍宝。藏书画名迹，多至千卷。皇宫故物，往往乞请得之，俱付谬莹中鉴定。明朝严嵩，抄没家产时，官方清册，有墨刻、法贴385件，古今名画3201件。清代周石林据以整理为《天水冰山录》。“天水”为严姓郡望，“冰山”遇日即融。比喻严嵩显赫一时，顷刻“销融”。
　　除了帝王、权臣，就是民间收藏家。他们大多自己懂得书画，自具法眼。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云：“余自弱年，鸠集遗失，鉴玩装理，昼夜精勤。每获一卷，遇一幅，必孜孜茸缀，竟日宝玩。可致者，必货弊衣、减粝食。妻子童仆，切切嗤笑。或曰：终日为无益之事，竟何补哉！既而叹曰：若复不为无益之事，则安能悦有涯之生？是以爱好愈笃，近于成癖。”
　　据《国朝画征录》，清“四王”之首的王时敏，“家本富于收藏，及遇名迹，不惜多金购之。如李营丘《山阴泛雪图》，费至二十镒。每得一秘轴，闭阁沉思，拊掌跳跃，不自知其酣狂也。”
　　书画收藏家近乎痴迷的拼搏，仍难挽回书画与时俱损的厄运。例如，明张应元《清秘藏》记述了隆庆四年（1570年）三月，吴中（苏州）四大姓的一次“清玩会”。四大姓各出奇珍异宝，其中书画有：王羲之《此事贴》、颜真卿《裴将军诗》、顾恺之《女史箴图》、郭忠恕《明皇避署宫殿图》。时至今日，不要说“吴中”，恐海峡两岸合办“清玩会”，也难以达到这一水平。
　　隆庆“清玩会”是400多年前的事了，现在说一件60多年前的事。1939年4月，上海为了筹募医药救济经费，在南京路大新公司举办了一次书画家珍品展览。参加展出的收藏家有张珩、吴湖帆、徐啸波、庞虚斋等。展出书画计唐人1件、五代人3件，宋人12件、元人23件、明人129件、清人166件。时至今日，这些藏品可能多已流失、损毁，能遗留大陆的也已不多了。
　　痛惜书画精品的流失，国画大师张大千、徐悲鸿都曾以巨资率先收藏过。黄宾虹也喜欢收藏书画，但他也主张：“只论好不好，不论真不真。”有一次，在杭州扇子巷开裱画店的王吉民，约人看一幅落款唐寅的罗汉大中堂，显然是假画，据说后来卖给了黄宾虹。还有一次，有幅清初蓝深的山水，东西很好，但中间有一排碗口大的洞，听说也卖给了黄宾虹。黄宾虹逝世后，所藏书画1038件，按遗嘱捐赠国家，在浙江美术学院旧址——罗苑展出，真伪参半，署名燕文贵、勾龙爽的都有。时代最早的是唐朝贾至的画，纸色很黯，作一人骑马上。贾至能诗不能画，此图稚拙，有似童墨，谁也搞不清有究有几分可信。
　　我从小爱书画，村里有一本清末胡郯卿画的《醉墨轩画谱》，石印本，被我借来临摹了几幅，耿耿于怀。解放初期，我在杭州地摊上看到一幅胡郯卿的《层峦滴翠图》，眼睛一亮，马上买了下来。从此，成了不可救药的“书画癖”。其时，正值社会所有制大变革，市场上出现了红木家具不及柴火钱、古代书画不抵装裱钱的怪现象。杭州有一批收旧货的人，肩上背一只长柄竹篾菜篮，走街穿巷，拖长喉咙高喊：“旧——货！旧——货！”已衰落而穷得叮当响的人家，从角角落落里摸出铜、瓷、书、画，换上几个钱。收旧货的第二天绝早至光复路摆地摊。他们不懂文物、书画，只要赚了一二倍的钱，随手卖掉，又去收购。这种地摊市场，早聚早散，称为“鬼市”“露水市”。我就在鬼市乃至旧书店、裱店中，以极廉的价格买到一些书画。
　　当我处于收藏书画的高潮期时，有似练功者“走火入魔”。一有空就往旧货市场钻，买到书画就悬挂欣赏。人家“秀色可餐”，我是“画色可餐”。对画吃饭，连菜都不要。边吃边看，看得入神时，大叫：“这么好的画都会有的！”妻子用筷子敲敲碗，提醒我：“又疯来了！又疯来了！”
　　那时搞收藏有些条件比现在差。譬如，可资参考的书籍甚少。清朝彭蕴璨的《历代画史汇传》，是最完备的了。后来，我发现浙江省立图书馆里有一册《中国画家人名大辞典》（署名孙濌公，实为俞剑华、黄宾虹与孙合编），去借看过一二次。不久，此书被西湖书画社长期借走，用作下乡收购书画的主要工具书。我看到一幅杨桂峰、王馥生合作的补景肖像画，觉得很好，固然不知作者是何等样人，也买了下来。及1981年《中国美术家人名辞典》出版，始知杨桂峰即杨馥、王馥生即王缘，都是著名画家，歪打正着，这是收藏者的无上乐趣。
　　收藏书画，如果目的不是为了贩卖，则各人会有各自的独特爱好。像我自己，对书画的质地喜欢绢而不喜欢纸。我自己也说不清楚这种爱好是怎么形成的。“绢五百，纸千年”，绢画不如纸画耐久，这是早知道的了的。但我总觉得，优秀书画在旧绢上形成的质感、色泽、宝光、气韵，会像无娄把无形的钳子，钳住我的每一根神经，让我欲罢不能。解放初期，治安甚好，骗拐罕闻。偶过街巷，见某家悬有绢质古画，我便会像爱竹的王子猷，径入宅中欣赏。遇主人文雅，清谈片刻，以为乐事。
　　出于志趣，有作专题收藏者。如著名民主人士陈叔通，专收梅花画轴。解放后将梅花100轴捐给国家，皆属精品。如郑板桥梅花，自题：“一生从未画梅花”，属于孤品；唐寅梅花，自题长诗，并有陈叔通之父陈豪的长题，称家富收藏，洪、杨兵燹后，此轴为仅存之物。
　　还有个杭州人高野侯，收藏梅花多至500本，号所居为“五百本画梅精舍”。高野侯自己也喜欢画梅花，十分秀气，自矜“画到梅花不让人”。
　　我无意多收梅花，但“文革”劫余后犹有12件梅花。它们的作者是：钱杜、顾洛（西梅）、吴讓之、陈铣、陈钢（嗜梅）、彭王麟、胡公寿、童晏、王云（竹人）、费余伯、高野侯、阮性山。其中，阮性山于我年轻时犹及拜见，重听，只能笔谈。人民政府曾组织他画梅花百幅，出国展览。
　　物以稀为贵。有些书画，有其独特的文史价值，就值得特别重视了。譬如说，任伯年幼承家学，跟父亲任鹤声学过画。任鹤声号淞云，原是民间画像师傅，后在萧山开了家米店，遂“耻以求炫”，即不愿说自己会画像了。后来，米店生意不好，乃以画像技艺传授任伯年。
　　任伯年曾为自己的父亲画像、塑像，均流传至今。但其父的绘画水平如何？任伯年的画究竟受到其父的哪些影响？从来没有人说得清楚。前些年，萧山有位年轻的书画收藏者，收到了一幅任鹤声的画，寄给我一张照片。画面左侧画一天然树根架子，红绳悬一鱼、一磬；右侧一老者童颜鹤发，长髯拂胸，手持如意，击向石磬。此图无题，落款作“淞云任鹤声”，钤阴文“任鹤声”章、阳文“淞云”章。按所画内容，当是吉庆（击磬）图》或《吉庆有余（鱼）》。此幅画、书、印俱佳，当是真迹无疑。寥寥数笔，略加晕染，加上须眉，即成一立体感强之慈祥老人像，实属难能。透过此图，可探知任伯年的家学渊源，承传有绪，能不宝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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