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聚川书法暨书学思想析评





作为“陇上谁人不识君”的陇右名儒和学者型书法家，何聚川心真意切地要我写文章对其书法进行“批评”，并坦言再三：“甘肃书法批评，可拿我开第一炮!”在是处赞歌声声的当今书坛，先生反弹琵琶，勇破怪圈，我着实为这种精神气度和学者风范所感动，故对先生的书法及书学思想等谈点拙见。

何聚川原名何裕，因取林则徐名句“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之意自号聚川，又多以号行，故世称何聚川。1921年生于甘肃临洮。1948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国文系。曾就教兰州大学中文系。现为兰州医学院离职教授。

先生自从学时代摹习书法，曾得北师大黎锦熙、王汝弼教授赏识和奖掖，幸读大量汉魏碑拓和古今名墨，大增书法嗜趣。 毕业来兰后，与书法大家牟月秋、魏振皆诸先生过从甚密，书法相得益彰；并广涉甲骨、金文、简牍、写经残纸等，遂眼界大开。特别是受魏振皆书风影响，以魏入隶作“魏隶”书体，造化进变，是成家法，已为世人所共识。半个多世纪以来，已然形成精用笔、善榜书、诸体皆能和厚古典雅、谨严沉凝的书风而名噪陇右四方，诚为历代以来甘肃书坛的名家之一。

然而，通读何聚川书法，考察先生的书学思想，品味赞佩之余生发一些思考。此就新近出版的《何聚川书法集》所收书作，谈一些或与他人不同之看法。

看法一：沉凝精微，食古未化

何聚川先生学识之渊博，修养之深厚，敢说在甘肃书法界无与伦比。其在文字学、书法史学及理论研究、哲学、美学、文学、儒佛道学及诗词曲赋的研究和创作等方面，皆可谓才华横溢，其书法内容多系自作诗联词文等即是明证。于书法言，先生功力极为扎实深厚，并主张尊取古法，强调用笔的势与力，力求精谨与提按使转之变化，因此作书总是一板一眼、一招一式皆不失法度规矩，一如形成严谨精致的书法风格。但窃以为，这些特点恰是先生之缺点。因为，书法艺术历来法无定法，势无定势，用笔讲求一个“活”字，线条体现一种质感，构形创造一缕美觉，这样才能达到书法艺术的高境。就用笔和构形讲，《兰亭序》中有二十个“之”字，各具其形，各显神采，正是体现了“活”与“变”。而何聚川先生一如既往地食古反刍，几近囿于程式，恰如蔡元培所释科举时代应试之八股文章：先破题，次承题，再起讲，后全篇，末结论。如先生与其师魏振皆，二人都作“魏隶”且独创书风，但其表现很有不同。其师魏振皆创“魏隶”书体，不断创新求变，晚年时常将本来具有楷意的“魏隶”以行书化出，灵动洒脱不失法度，任情恣肆不失其本，笔力遒强，线条劲美，内涵丰厚，韵味十足，大凡行内书家皆由衷佩叹。何聚川则不同，很少僭越，沉泥师法不甚有变，作品极少率逸之气，显然缺乏属于自己的独创内涵。

平心而论，先生书法还是带有创造、创新成分的。细读书法集，尽管临作比比皆是，但每一件、每一幅都是有创新意义的。无论是《甲骨对联》《魏隶中堂》，还是《楚文条幅》《篆书四屏》，尤其是《拟金冬心隶书条幅》《拟徐三庚篆书出师表十二屏》《行书团扇》《毛公鼎集联》等，其遵法而变、意在似与不似之间的审美探索，都印证了作为一代书家所应具备的书法思想和创新精神。这一点，无疑是难能可贵和值得肯定的。但就创新论，明显显得有些薄弱，乃至微小，乃至不足道，读其集子，必此体会。

对何聚川先生的书法作总体观照，窃以为有同现代书法史上的王国维、曾熙、胡小石、张大千诸辈，其本质是沉凝精微、食古未化，缺乏大家气象。究其因，一是与先生的书法阅历全然相关。先生的青年中年时代正值中国书法“断层”时期，即上世纪50～70年代。虽然先生 对书法多有所好，但无书法氛围，所以多只是凭着自己爱好临临法帖、读读碑铭。这种出于“自娱”目的的书法实践，使他形成了从微观上探究笔法技巧的习惯，且能做到精细人微、一丝不苟，常能将用笔的起收使转、提按变化等讲得头头是道、无懈可击；同时，对于史论亦多有探研。可这些都是在当时条件下有所为地翻阅史料，尚不能激活书法思想和创作思维的灵光。条件的限制，只能使他沉凝古法。二是与先生的人生价值紧密相连。即先生所求，倾注于对中国古代文化的博识和书法史论的研究，而非书法的创作实践，正如他在作品集《后记》中所言：“本来书法并不是我的正业，只是我正业的余绪而已。”三是与先生的品味、人格不无关系。先生秉性忠直，为人循规，做事蹈矩，所以于书法也是摹习古人，品味古法，时时谨慎，处处小心，亦正是忠实地体现出古人所谓“书如其人”的本义与内涵。

看法二：探研深广，但见偏执

何聚川先生近十多年来一直担任省、市老年大学书法班教授。教学的需要迫使他更多地倾注于书法史论的研究，日积月累亦形成了一套颇有见地的史论观点。比如对书法美学问题，先生引经据典地认为：何为美？黑格尔认为“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苏格拉底说“美应该是有用的、有益的”；马克思深刻地揭示出美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的感性形式”，是感情上所获得的精神愉悦。中国古代的美从“美”字本身即可见一斑，即徐铉等所谓“羊大为美”，故造汉字“美”；商周时代的书法以其装饰性为美，否则我们何以看到钟鼎文字？魏晋时玄学独帜，“气韵生动”成为人的审美追求，因而产生了像二王那样的追求神、气、韵的书法艺术，进而形成书法审美的准则。这一切表明，书法美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汉字的书写过程就是一种对美的体验过程，且自魏晋二王以来千多年承绪未变，这不是谁能改变得了的。因为这是书法发展形成的一条规律。

又如关于书法与读书的关系问题，亦即书法家的学养问题。何聚川认为，中国艺术的最高境界是传神。事物无神，艺术中事物之有神，原即艺术家多年读书及生活遭遇所积累之精神世界。胸中无神，不可望笔端有神。不少人自称书法家，而不知真书家腕底之下的气象韵味及神思，不懂书法艺术本质及文化内涵，皆乃读书研史不多之过；或虽读书不善读书，虽读书不解读书之过。更何况，不自诗书，怎得其神？“腹有诗书气自华”。不读书，不研究书法历史和书法理论，虽书法而不解书法，是不成其为书法家的。由是见，先生的论述何等精辟而深刻。

然而，先生对有些问题的认识就有失偏狭和固执。尤其是对新时期以来出现的具有后现代性质的书法思想和书法创作，认识未免过激，乃至嗤之以鼻、无尽指责；对于书法体现时代感问题，也是抱之以排斥的态度；对于一些理论家运用西方哲学阐释书法的观点更是冰火难容等等。窃以为，这一切都归咎于先生的知识更新没能跟上时代发展的要求，心存固见，对新时期以来书法发展的现状以及新的书法理念、书法创作等有意拒之门外而不接受所致。而这些，也正是导致先生的书法食古而不能化新的重要因素。

看法三：临书主阵，有失格调

书法家的终极关怀和目标是什么？窃以为，当是创作出较多高品位、高境界的具有强烈时代感和艺术生命力的书法作品，为人类带来艺术美感和艺术享受，娱启心灵，净化心灵，进而弘扬、繁荣和发展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建设有益于国家昌盛、人民乐业的精神文明。

何聚川先生的这本书法集，以多年临摹、拟意作品占其主要。尽管先生在《后记》中承认道：“大部分是一些临习之作，谈不上有什么创意……颇感惭愧”，但是，作为八秩老翁大半生的 书法生涯，到晚年出版一本集作品却以临作展现给世人，一是有负众望，有悖自己声誉；二是缺少时代感，古气过于沉重；三 是充其量仅可为初学书法者提供一种帖本。事实上，就我二十 多年对先生之了解，出版一本作品集绝不应该仅此取舍。先生于书法虽属“正业之余绪”，但毕竟操鞭数十载，且探究颇深，曾花多年精力功于《天发神谶碑》及清人郑孝胥等等，见读作品很多而不乏精品力作。但在这本集子里，许多我们认为优秀的作 品被抛置其外。直言说，这是先生的一个大失误。尽管可能因 不少好作品散佚于世难以复收。窃以为，即使先生有意地匡正当今书坛不守法度、任意造变汉字乃至胡涂乱抹现象，以此集中所收而警示后学，但也未必采此下策，完全可以另编教本，这样做实在不是一位誉高书家之明举。总言之，这本书法集格调偏狭，难以构成作为具有创作意识的“书法作品”之结。抑或，提出此批评意见乃偏狭之偏狭，纯属吹毛求疵之管见而已。

何聚川先生是成功的书家，又是失败的书家。这里想说的是，作为晚辈和学生，我们未必苛求先生像当代年轻人一样去迎合时代潮流赶风逐浪，那样的话，抑或会让先生丢失自我，以至于不伦不类。我们提出批评，并非贬损先生的书法地位，只是诚望先生在有生之年像齐白石那样来个“衰年变法”，创作更多更好的书法作品，为人类留下真正有启来者、以励后人的艺术财富。同时企望，自斯能开甘肃书法批评的头儿，并让书法批评真正能够起到推动书法发展的作用。如是，我将不胜荣幸和感激。

孰是孰非，自有公论。愿与方家商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