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画画才是出路……

　　W：你是怎么走上画画这条道的？

　　L：我出生在河北农村，小时候我母亲下地干活，不把我关在院里，就拿筐把我背到地头，搁一点水，她就干活去了。我的童年印象就是孤寂！自己在那儿玩烦了，就拿树枝或者石头块在地上瞎画。

　　1960年，我八岁来到北京，和在北京工作的父亲团聚。正好我住的附近就是西城区少年宫，那时候少年宫谁都可以去，我常到那儿去玩。有一天我看到一些比我大的孩子在一间教室里画画，一下子就被吸引住了。那些孩子里大概就有张红年和艾轩他们。我那时还没上学，不敢进去，就老趴在窗户看人家画画。我的启蒙老师叫张艺辉，是那里的美术组辅导员，20岁出头，刚从北京艺术学院美术系毕业。他问我，你喜欢画画吗？我说喜欢！他就把我带进班里，从那以后，连续六年我从来没有间断过。现在想想，他虽然没牵着我的手，可事实上，我后来的人生轨迹就是他领我站在起点，开始迈步的。

　　W：我在画册看到你八岁画的速写，已经画的很有模样了。

　　L：我在少年宫接受这种训练，一直坚持下来，打下了很重要的基础。对绘画的初步理解，基本的素描知识，速写能力都从那儿开始。

　　W：讲讲你参加北大荒知青版画创作的情况。

　　L：这跟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个时代背景有关，我是六九届初中生，我们这一届的同学，一列火车都拉到黑龙江去了。到了黑龙江前几年一点儿也没想画画的事，就是一门心思干活。我种地、当水暖工、瓦工、还干过文艺宣传队。1974开始有机会从事美术创作，起步就是从北大荒版画开始。在1973年冬天，我所属的兵团四师办了一个美术创作班，负责辅导的是上海知青李斌和浙江的沈嘉蔚，他们年龄比我大，画的也好。我当时已经在团电影放映队兼美术宣传，就去参加。我虽然基础很好，但是没搞过创作，跟他们在一起交流、切磋，从那儿开始坚定了我的想法，觉得画画才是出路。

　　W：画画当时是迫于压力，找一个出路？

　　L：主要还是有兴趣，当时到那儿之所以几年甚至连铅笔都没动过，是受当时的社会风气影响，一门心思改造自己，没事儿老盼着什么时候跟“苏修新沙皇”打仗，一打仗就冲上去，牺牲了才好，热血青年。

　　到了1972年，连队里的墙报，配合生产高潮写写大标语，画画某某老职工的苦难家史，因为我毕竟基础好，后来团部宣传部门把我从生产连队调到团直属文艺宣传队干了几个月，每天唱歌、跳舞，最后落在电影放映队，放电影兼搞宣传，没过多长时间就参加了美术创作学习班。

　　W：从农业工人改当画家，等于是大跃进式的职业转型。

　　L：电影队放映员是很令人羡慕的职业，第一你脱离了生产一线，给全团二三十个连队去放电影，走到哪儿都很受欢迎。参加美术创作班20多天的时间，认识很多人，对我特别有启迪，回来之后做速写本，手头没有，自己做。背在身上出去随时就画。最快的时候一天可以画完一本，至少是十几幅，就是这样的。现在想起来，我的很多素描和造型的问题，其实是通过速写解决的。

　　再转过年来到1974年，兵团的管理在当时是比较先进的，无论生产方式还是文化艺术，有一套完善的体系。兵团有美术创作学习班，只要你有合适的创作草图寄过去，他就把构思不错的作者组织到佳木斯兵团总部去深加工。好几十人吃住在一起，一个大通铺，上下层，搞北大荒版画。管理者是郝伯义，前面有张祯麒、晁楣、杜鸿年，郝伯义算是稍微年轻一点的，他当时在兵团负责组织知青的美术创作，北大荒知青版画创作培养了很多人，好多现在都已经是咱们国家美术界叫得响的人物。

　　当时我选择版画其实是身不由己，大家都在搞版画，只要你在别的方面没有显露出特长就得做版画，在知青画家当中，只有沈嘉蔚、刘宇廉他们几个人可以画油画。

　　从1974年开始到我1977年离开，搞了四张套色版画，都参加了东北的版画展，和北大荒版画就是这么一种渊源的关系，我创作的起步是从这儿开始的，原来我不懂得创作，不懂得构思、立意、情节、草图，这些都不懂，就是这么一步一步费了很大劲走过来的。

　　当时我有一幅套色版画，叫《其乐无穷》，展转登在《人民日报》上了，当时在团里引起很大的轰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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