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嘉时期，承清初之余绪，文字音韵训诂之学兴盛，文人学者关心金石之学，学术转变，对书法产生了影响和推动，促使学术风气和书学观念的根本转变，即清代书坛的篆隶、北碑风格的形成和发展。

　　从考证碑版源流的学术拓展为对于金石文字的审美，清代的金石学者、篆刻大师们自觉的将一种新奇高古的审美趣味投注于笔墨之间，作为”西泠八家“之一的蒋仁可谓导其先路者。阮元、钱坫亦以其深厚的学术背景从事着篆隶书法的承古与革新。桂馥、陈鸿寿的隶书皆能变化古人，自具面目，其开创性尤其惊人。赵之谦对金石之学笃好至深，集碑学之大成，学书初从何绍基，取法颜真卿，得其坚实严谨，浑穆从容，后转至北碑，著《环宇访碑录》，眼界既宽，故能将北碑雄强的用笔与长枪大戟的结体融为一体，在晚清书坛独树一帜。

　　清末民初的金石书法，承乾嘉以来之流风余绪，一大批金石学家在考据著述之余，把金石碑版所特有的淳古气息融入到自己的书法创作之中，体现出深粹的学术修养，同时推动的篆隶书法在清末民国时期的盛行与风靡。吴大澂、罗振玉、杨守敬这一类的学者书家不惟是我国金石学之巨擘，同时也是颇具新意的书家。吴昌硕、王福庵、罗惇爰、易大厂、寿石工等一批篆刻名家，以书如印，又以印入书，所作皆自具风规，为常人所不及。影响之大，远被扶桑。对于碑版拓片的欣赏鉴藏，也在这一时期发展起来。碑版上苍涩浑茫的肌理效果再现于素纸之上，辅以审慎优雅的题跋，可读可观，给人以无穷的回味和情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