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有幸遇到那些初次见面就不禁兴奋的艺术作品时，不同类型的观众会以不同方式来处理自己的内心感受。方式决定了在感官的本能反应后，消化视觉信息的维度和特征，从而导致了由体验作品而来的经验如何来加固自己感知生活的理念。为了更好的理解这个话题，我们不妨思考下链接着我们和艺术之间的，除了快感还会有哪些不容忽略的因素呢?

可以回忆一些日常行为： 当我们用打火机点燃香烟，或者畅饮香槟时，在物理层面的快感已经占据了这些消费品日常功能的全部意义，如果是在放松情况下的消费，则会更加深愉悦的程度。同样，当我们欣赏戏剧或者电影类的文化产品时，顿挫抑扬的段落会令意识紧绷，并且随着创作者预先设计的路径逐步导向愉悦，紧张的期待也会加深愉悦的程度。这种通过愉悦快感来实现消费的形式，塑造了体现包括消费品和泛文化领域在内的小写艺术(arts)产品功能性的核心通道。与之相对的是在本专栏评述中，默认为大写艺术(Art)形态的作品，是否依然适用于上述逻辑，我们就需要用下述角度来讨论其有效性。

艺术是一种意识形态，所赋予我们的，是通过物化后的作品，领悟这种意识形态与当下社会语境的关系，从而改善我们对生活的认知。这一使命也决定了给予观众消费性并非是艺术实践的核心意义。不可否认，许多优秀的视觉艺术作品同样具备引人注目的形态，亦会激起观众心中愉悦或紧张的情绪。感官层面的审美意识一方面将我们的兴趣滑向这些作品，同时又极有可能成为局限我们对作品理性的认知，阻碍领悟力发展的枷锁，从而无法实现作品在知性层面的完整功能。因此，作为试图通过作品与艺术发生关联的观众而言，就需要警惕强烈的感官冲动。

那么，处在艺术与我们之间的除了快感，是否有来自第三方预设的规划?我们知道艺术在原始时期，无论从创作和使用角度，都由明显的改善生活的功能需求所推动：比如岩洞中的壁画是在文字被发明之前，用于记录日常行为并且促发了早期审美意识的出现。随后，创作和阐释艺术作品的权利则被掌握着社会核心资源的精英阶层牢牢把握，成为实现不同精英群体之间政治行为或拓展宗教势力的工具。直到工业革命诞生之后，君权和教宗逐步被资本主义的副产品—资本家们的兴起逐步替代，艺术似乎也成为推动现代民主意识、体现公民审美权利的工具和证据。但这个“事实”其实是值得斟酌的。

资本主义的崛起同样带来另一类副产品：全球范围各式博物馆的大肆建立，藉以展示国力的昌盛和本地文明的辉煌。同代文化工作者的创作和百年前的日用品被安置在替代了教堂、不同主题的文化堡垒中，并且以象牙塔的名义召唤公民前往观摩。这种将艺术品转移到高高在上的显赫位置，并且赋予日用品艺术名义的方式，导致了艺术和公众的隔离，艺术通过作品与观众在日常生活之间的关系，也就随之被切断了，仅剩下审美意义。

在今天艺术工作者已经意识到这一问题，并且正在开拓新的实践方式试图修复艺术与观众之间的有机链接。从这个角度而言，我们去看待提诺·塞格尔等艺术家反物化的，只在现场情景发生的艺术项目，还是以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为代表，试图以呈现涵盖多种形态、文化综合体项目的新生代机构的工作，就有着一层非常实际和重要的意义。美术馆通过和艺术家的合作，正在从殿堂向真正的公众化进行自我革新。在未来，通过个体在美术馆的参观次数来辨别教养和精神身份的目的会被消解。于此同时，社区性的泛文化产品能够实现美术馆的传统功能，这些产品与生俱来的大众文化特征就会引发观众不可抑制的冲动，诱惑着观众伴随着兴趣和愉悦，以宣泄的心情进行消费行为。换言之只要你活在日常中，就会没有门槛地得到感官层面的审美体验。然而，艺术之于观众的核心价值—思考，并不会由愉悦所推动;观众之于艺术，也需要巧妙地避开社会进程所带来的有关经济目的或者政治诉求的美好陷阱，从而建立起通向艺术的知性桥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