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年届80的王世襄愈发地痛感，那批花掉了毕生精力收集来的黄花梨紫檀家具，带给他的不尽烦恼。这批历经战乱与动乱而幸存于世的明清两代黄花梨紫檀家具重器，总计79件，因1985年文物出版社与香港三联书店在香港《明式家具珍赏》的出版，备受瞩目，而王世襄亦籍此项收集与研究的巨大成就，名满天下。但比较麻烦的是，他此时的生活境遇却没有因此得到什么改善。
王世襄在北京他父亲的身后，曾继承有三处房产：位于原燕京大学的一个菜园(今北京大学附属小学)、东城区东单洋溢胡同里的一处房产、及其附近芳嘉园胡同里的一个独门三进制四合院落内的11间瓦房。解放之后不久，在上世纪60年代的初期，这些房产，既经由社会变革的急剧动荡，或遭当地政府机关的强买强卖，或遭当时房管局派出所居民委员会的胁迫剥夺，最后仅只剩下位于芳嘉园的4间北房。我现在真的是不想提及当时过程中的辛酸细节，因为那是那个时期中国人的群体性犯罪， 当时大多数的中国人被卷入其中也备受磨难而且王世襄的遭遇亦绝非个案。
到了1993年，这批黄花梨紫檀家具在当时，就局促地堆垛在这4间瓦房内的逼仄空间，这里也是王世襄与他的太太袁荃猷栖息生活工作研究的地方，无奈还有一个50来岁的儿子跟他们挤在一室。由于父子生活作息时间的不同、街坊邻居的叮铃哐啷、火灾隐患的时刻威胁以及申诉投诉的无门，其间王世襄的腾挪窘迫，读者的您应该可以想象。而这个时候的王世襄，实是一个道地的弱者： 文革及之以前的无端羁押批斗劳改令他参透人间冷暖、而文革之后的据理力争以索回被查抄的书籍古物的漫长过程亦令他心力憔悴并且饱受少数官员的歧视侮辱、而且这时的他都已经是80高龄的人啦，手无缚鸡之力呢，您想想，一般的人活到了这把年纪还能再多几年?尽管如此，这个时候在王世襄，还是没能洒洒脱脱活个明白，因为其实，他大可不必这么的辛苦这么累，而是只需将珍藏的家具卖掉那么几件，即可迅速摆脱眼下的困顿窘境，而谁人又会有什么任何可以谴责的道理?
问题是他太老套了，守旧固执得非常简单： 他不愿意卖掉拆散家具中的任何一件，他要把这份珍藏捐给北京，代价仅仅是政府补偿给他一套舒适的单元楼房， 这样，他跟他的太太或可颐养天年。
当时的全国政协副主席钱正英，不仅非常正直而且也非常同情王世襄的境遇也非常钦佩王世襄的愿景，于是通过各种可能的资源奔走呼唤，终于从北京市政府领导那里为王世襄搞到了一纸批文。她的秘书孙雪涛，经由王世襄的请求，于1993年10月，一同协助前往北京市房管局办理相应的事宜。可是无奈的是在当时，政府体制的构架可能真的存在着什么显而易见的缺陷， 总之的结果是没人能够认识得到也没人瞧得上王世襄奉上的这份薄礼更没人能够尊重上峰的指示于是他们认为不重要的事情就可以放手不干。
按照孙雪涛的回忆，出了房管局的大门，当时，王世襄拿着市领导的批件对他解嘲似地说道：都说领导的批示大有学问，横着批写与竖着批写结果不同，说竖着批肯定办，横着批肯定不办，咱们的批件就是横着批的，我原来不信，现在看来果真如此。
于是北京，与目前存世的这批最为系统最为重要的反映明清两代贵族阶层的社会世俗与家庭生活的黄花梨紫檀家具收藏，失之交臂。
但，事实上是，按照王世襄在其所有撰文中的强调，这批重要的家具收藏，其实早在1993年的2月，既已交由上海博物馆饬员来京包装，卡车运去上海。
我常常的不解，为什么王世襄，老顽童似地，竟执意要把这出捐赠换房的京戏演完?他是不是在客观上本身就需要亲自到北京市房管局去应付一下， 以示答谢钱正英的知遇之恩及其美意，或者他就是想要证明什么给她看? 抑或，他早已经精确地算计到了事情的结果以及某些政府官员的冷漠， 但由于他的这个常年累月被人欺凌的过程，是不是让他已经对这种折磨染上了瘾或产生了依赖，所以为什么不可以好好地再利用一下这个难得的受虐机会，痛快地再一次享受一番政府官员的挖苦戏弄?呜呼啊哀哉，我想象中的那个包青天并没有适时的出现，所以北京也就没有了理由向王世襄要求与索取那些黄花梨紫檀家具的馈赠。文化跟房子或金钱有关系吗?文化能用房子或金钱或经济的发展来衡量她的重要与大小吗?每次去上海博物馆看展览，我都会为北京感到深深的遗憾。
较之当时沉闷的北京，1993年的上海博物馆，在精力非凡的馆长马承源的带领下， 正在上海的人民广场进行着世人关注的工程重建，真个是百年的机遇大干快上。马承源不仅忙碌于工程监理，而且还经常飞去香港找寻高古的青铜重器以扩充展览。 可以想见的是，一如北京，当时上海博物馆的资金情况也是捉襟见肘可能也是没钱的厉害， 但她的过人之处是在于尽可能地去维护与利用一些私交， 找朋友先把一些重要的文物藏品买下，然后再协议捐赠给上海博物馆做展览。 庄贵仑就是她的这些肝胆朋友中的一员，他几乎是独力的在为上海博物馆撑起了整间家具展馆。为了帮助并支付王世襄的房款，他干掉了美金100万元约计人民币800余万元，尽管这笔数目在当时尚不足这批家具市值的10% ，但已足以令上海人一辈子一辈子的尊重感谢。于是，上海博物馆的官媒，总是重复着庄贵仑捐赠王世襄家具旧藏云云。而王世襄亦不幸的基于此被更多的烦恼纠缠。
有异于北京的麻木，也许上海博物馆早已瞄上了王世襄的这批家具收藏，于是，任谁谁都会敬重庄贵仑的侠义情怀。到了2001年，《艺术世界》采访到王世襄及其老友黄苗子的一段对话，王世襄首次打破了沉默，针对此笔捐赠做出了如下的单方面表白： 我不愿意家具分散，我希望她归于国家所有，能够永久保存。但我又捐赠不起，因为我需要一处住房。后来遇见到香港庄贵仑， 他想买我的家具送上海博物馆来纪念他的先辈庄志宸庄志刚两先生曾在沪创办的民族工业之伟绩。 我说只要您能全部归公，自己一件不留，那么我印在书中的79件家具可以全部奉送，报酬不计，给多少是多少，只要够我买房。 就这样，我的全部家具收藏到了上海博物馆。后来，好多亲友都说我卖亏了，我不以为然。我认为这是为我的家具划了一个圆满句号，所得虽然远远低于所值，我却心情舒畅，我太太也十分高兴。因为我们把花掉毕生精力搜集到的心爱之物，安置到了一个国家博物馆供大家研究，同时弥补了长期以来，只有外国博物馆里有中国古代家具陈列室而我国博物馆却没有的遗憾。
有些人的生命总是充满神奇，常常伴随有争议并饱受曲解诟病，但他[她]从来都是选择文明隐晦的方式申辩，王世襄就属这等人群。与世无争，在我看来，很大程度上导致了他的烦恼与一些悲剧的色彩。1993年以后，王世襄背上了只爱金钱却不爱北京的一些骂名误解，也许，在很长的一段时间，他可能一直眼巴巴的希望上海博物馆能够站出来帮他说上两句公道的评介。但他可能会比较的失望，他可能会感觉到，这个上海博物馆，套用一句北京的老话对他就是，既不够局气也欠着不少厚道公允。 中国人真的是一个很奇怪的民族，我们常常无知无觉地沉浸在自己的语境，周而复始地自话自说却全然不管西方人非洲人其他人的感觉，或是哪怕稍稍在意一下对方是否能够听的明白，而且中国本身的体量还这么的大，单说说北京与上海这两个大都市，对同一件事情的认知有时可能就会有着很大的不同，这是因为文化背景实际相差得很远。 总之这个上海博物馆可能太大太忙，于是可能也是冷漠得让王世襄直起鸡皮疙瘩。
关于入驻上海的这批家具，我猜，其观点在上海博物馆看来，可能是，首先，她不否认这是王世襄的旧藏，但关键是因为她只仅得益于庄贵仑的鼎力运作与慷慨解囊， 而且，王世襄你不是也收着了庄先生的钱了嘛，即便这仅只是市值的10% ，但事情的性质其实已经发生了改变，周瑜打黄盖，其实这就是你们二人私下的交易买卖。于是，庄贵仑得以采用了一种非常特殊的方式来纪念他的先贤，而上海博物馆一直以来亦信守践行着针当初向庄贵仑承担的诺言。
而在王世襄，他肚子里的委屈肯定是如下的100% ：这个上海博物馆，您可真够逗的，也着实地让人生气起急，您天天的吃斋，却从来也不敬佛拜佛，反而总是在口口声声一个劲一个劲地千恩万谢借花献礼的雷锋，真是让人搞不明白，您不懂10%与90%的差别吗，啊哈哈，我把亲生的闺女嫁到你们家了，不过就是收了第三方交来的一些聘礼， 您怎么能认为我这儿就是在卖儿卖女呢。
以上决非王世襄的所说所讲。他是个讲究情面的大家儒雅，恐怕只有张无忌韦小宝才敢如此大白话地斗胆放言。有趣的是，我最近在凤凰网看到了加拿大莱桥大学管理学副教授、复旦大学管理学院EMBA特聘教授鲍勇剑的一篇文章《椅子的密码》，他说： 上海博物馆所收藏的王世襄明式家具，其实不是79件，而是80件。这第80件家具叫真情。文革期间，杨乃济先生被遣去广西五七干校劳动改造，王世襄赠送黄花梨小交杌以示友爱。 因此，在《明式家具珍赏》的书中介绍，王世襄都标有[杨乃济 藏]。而后来王世襄尚存的79件家具运到了上海博物馆做展览，因担心老友心情失落，于是杨乃济复又回赠此件黄花梨小交杌，表达友爱与慰藉。一日，上海博物馆馆员公差北京，去机场路上致电问候王世襄，王世襄则坚持请他顺道来访。 其后，这件黄花梨小交杌便与其他的79件在上海博物馆的展厅重聚，见证了中国人故旧之间的友爱与对自己文化的深情。
诶嗨人呐，真的活的是煞是可怜，临到老了，仍然在用一种非常自我的方式去跟上海博物馆较劲，以维护那最后的一点颜面尊严： 我现在执意要将这第80件家具送给您，请您一定收下，我确实不是只是为了钱，明白了嘛，您呐?
王世襄，字畅安，祖籍福建，1914年5月25日，生于北京东城区芳嘉园胡同其父亲王继曾刚刚购买的一个三进制四合院，并在此生活了逾80年。此院今已不存。
2009年11月28日，王世襄逝世于北京协和医院，享年95岁。
2014年春，听说北京观复博物馆即将移址迁往上海，我都无语了，心里阵阵的泛凉，相同的事情为什么一而再的发生， 宽广的城市， 为什么仍旧容不下马未都的那不多的几件老旧的柜子，桌椅板凳?
您这是怎莫的啦呀 北京啊 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