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参观者进入可乐马山西古代家具博物馆的一楼中厅，扑面而来的这件12世纪金代双面三弯腿供案，她庄严并且优雅的将汉地佛教内容呈现在您的眼前，似亦在高声地宣示着可乐马古代家具博物馆在学术界之无可替代的重要地位。

　　这件原产于山西的家具作品重器，长198.5厘米，宽57厘米，高89厘米,髹深色漆，取材于中国北方榆木以及少量类似于松木的软杂木，约应是始自12世纪的金代，即陈设于山西重要的佛教寺院主殿内居中靠前的位置，于是，顶礼膜拜的佛教信徒只能绕行两侧从而得以进入其之后的祭坛。

　　因此，这件供案赋予了她自己两项重要的使命，她代表着慈怀的释迦摩尼来沟通净梵与尘世两界，更重要的则是，无量光佛释迦牟尼，神圣不可侵犯。于是这件极具宗教灵性的供案，800年来历经与看尽历史沧桑却几于无损，几乎就是唯一一件公元12世纪金朝时期中国北方佛教家具重器中的传世孤品，令人唏嘘慨叹。

　　唐代中晚期以后约四百年的多数时间，中国北方广褒的今山西河北北京地区，一直掌控在非汉人少数族裔的军阀统治与征服者手中，公元10世纪初叶，契丹人在此建立辽国，公元12世纪初叶，女真人取代辽而建立了金并把疆土扩展到了山西河北全境及至河南，等到了13世纪初叶，崛起的蒙古人又把女真人打得落花流水并征服了整个中国。而中国人起居生活中的席地坐卧习惯，也正是在这少数民族的统治时期，率先在北方地区，向垂足而坐的方式发生了转换。为什么会发生这一变化?其间无疑的是来自于环地中海的古罗马文化，中亚印度的佛教文化，阿尔泰的草原文化，特别是占主导的汉地文化，在此地的交错汇集而相互作用影响的直接结果。

　　史实表明，约公元10 世纪初叶，女真人既已接触到了中原汉地的佛教，其贵族成员，多好佛事。在以汉人文化为主导的多重文化冲击下，这个原始部落，成长迅速，所以当她攻占辽国取而代之，以致中原局势动荡的时候，却能够全面地继承了辽国的佛教文化并继续使之发扬光大。

　　金朝的历代皇帝，皆以捐赐佛教寺庙与僧侣的金钱、农田、以及奴隶数量的多寡，来反映官方对佛教事业的支持与崇敬程度。他们还继承了辽代所发明的一种类似于科举考试的制度，来斟选品质合格的僧侣，这样在客观上既避免了僧侣阶层中的鱼目混珠，又增加了政府的财政收入，而且还营造出了一个资源稀缺的假象，以致金国人人热心佛教事业并且趋之若鹜。这样的局势，特别有利于金廷对国家整体的管控。金朝的这个效法辽代，并与大多数汉族统治朝代的行政管理方式保持着高度一致的现象，现在看来特别的有趣。

　　本件供案所代表的，就是汉传佛教在金代的繁荣与昌盛。她通体髹涂暗色生漆，在重点的细致部位则饰以朱红，桌面的四边以铁钉安装有宽宥的拦水线，拦水线的下方是标准的格角榫边框，供案两侧的短边(专业术语称为“抹边”)另以系带栓延至相邻的纵向穿带，以衔接加固。这个铁钉的装饰与木质结构的制式，皆突出表现了山西早期打造桌案的传统型制。这个传统的型制，一直被保持到约公元18世纪中叶的清代前期，及至大批的南方工匠被晋籍退休官员从外地引进至山西本土的时候，才开始发生了一些改变。

　　施用于这个这个供案的所谓的传统制作技法，具体就是，她采用的是类似于云冈石窟石质佛座的高束腰结构，在高束腰抹边的两个侧面，各藏有一个抽屉，透过高束腰的两个长边所代表的两个正面透雕精美的几何与花卉纹饰，可以半遮半掩地看到这两个侧开抽屉的髹漆侧板。在供桌其中一个正面的中央，设有第三个抽屉，仍然保存有原始状态下的半月形熟铁拉手，在这个铁质拉手的底端，分别扣有两枚金代正隆(公元1156-1161年)与金代大定(公元1161-1189年)的铜钱来作为拉手的盾牌。

　　这里，在三个抽屉的衔接与对应关系方面，艺术家采取了一个我们所陌生的但极富哲理的有趣设计：就技法而言，是在两个抹边抽屉侧板的尾端分别造出一个长榫，分别长及中央抽屉侧板的两个榫眼，长榫与榫眼卯合后就能从内部卡锁了位于中央的抽屉，因此，只有在两个抹边的抽屉同时拉出打开的时候，中央的抽屉才能开啟。

　　女真人的金朝，一如契丹的辽国，承袭的实是唐代以及北宋的汉传佛教。但是，在其僧侣与知识分子阶层，却存在着一种将佛教，道教，儒教融合在一起的倾向。在金朝当时的一些著名学者的著录中，经常会把以上三教的文章编篡在一起，以表明以上三者教义之间在基本的层面有着相互兼通的内容。政府对民众之宗教信仰的宽容与控制，之表现在道家方面，就是亦采取了类似于针对佛教僧侣的方法来管理道观中的道士道姑。而我们熟知于心的那个道教全真派掌门人丘处机，这位继承了全真教创世人王重阳衣钵的无可争议的宗教领袖，其所奉行的道教教义，亦具有强烈的三教合一的因素。全真教的教义是从三教的文献中各选一篇，从儒家选取孝经，从道家选取德经，从佛家选取般若心经，编在一起，以帮助人们认识其教义的基本原理。公元1188年3月(金大定28年)，金世宗完颜雍在金廷北京接见了丘处机，在会见的过程中，丘处机劝诫皇帝“持盈守成”;而丘处机所掀起的另一项轰动事件，是1219年他受到蒙古族领袖成吉思汗的接见，道教因此在蒙元的统治时期亦得以享有特权的地位。

　　现在我们再来赘述一下金朝的货币发行与使用情况。金朝(公元1115-1234年)凡存活120年，贯穿其经济发展历史，大致可将之分解成以下的三个阶段，即，经济裹足不前(公元1115-1161年)，经济和平发展(公元1161-1208)，经济迅速衰败(公元1209-1234)。这三个阶段的时间占比大致约为4:4:2 。

　　在第一阶段，中国在金、宋的共同作用下发生了许多重要的历史事件：北宋的徽宗钦宗作为人质分别客死他乡、主战派岳飞冤死狱中而主和派秦桧开始在宋廷占据主导、南宋最终正式沦为金的附属而失去了山西河北大部、交战双方以淮河为界从而开启了约长达25-40年之久的和平年代、金朝的政治中心南移，其首都从东北的会宁迁移北京，并开始了其全面的汉化以及中央向集权专制转化。在这一所谓的经济发展裹足不前的阶段，金朝从未发行有自己的货币，其行政开支，依靠的竟主要是压迫南宋征收来的岁币与战争赔款，还有一些从国内百姓中收取的租税。最终，随着本土民间贸易以及经济发展形势的需要，公元1157年(金正隆2年)金朝才印制发行了她的第一批铜币。与这批铜币同时发行的还有金朝的首批纸币(这个纸币比北宋的交子晚了约134年)，其间具体的原因可能是由于金朝铜资源储备的短缺，因而不能印制出足够的铜币。

　　在第二阶段，金朝在皇帝金世宗的杰出领导下，经济得到了长足发展。彼时，金朝辖区的人口总量达到了5,300余万，约为唐代人口的总和。经济的发展，造成的却是印制铜币的铜资源的极度溃乏与供应紧张，为了防止铜币流入宋地，金廷在其南方诸省曾经发行过一种铁币，而且还颁布了一个限钱法，以阻止国民囤积铜币。

　　金朝在其第三阶段的经济衰败可谓极其迅速。重点可归结为，粮食的短缺往往成为影响安定的最可怕因素。由于金的农业收入不停地遭受到黄河决口改道、旱灾与虫灾等蜂拥而至的蹂躏，最重要的还有她眼睁睁地看着其旧属蒙古部落联盟的无可阻挡的崛起，进而导致的是她不堪重负的巨额战争投入，从而引发了规模空前的纸币滥发通货膨胀苛捐杂税以及疾病传播，终因蒙古与南宋的前后夹击，在不足25年的时间里，金轰然倒塌。

　　由以上的分析我们不难判断，陈列在可乐马古代家具博物馆的这件原产于山西的双面供案，精确地讲，大约制作于金代世宗及其继承者章宗统治下的鼎盛时期，即1161-1208年的公元12世纪下半叶。而供案中央抽屉上的这两枚小小铜币，其所包涵丰富的历史内容，亦远非我们当代参观者的想象。

　　现在让我们再来观察一下这件双面供案。在其两侧的三弯腿与居中的柱腿之间，装饰有来自草原文化的醒目对称的深度雕刻花纹，而承接这6个腿足的，是另一个高束腰台式底座托泥设计，在她的上端，以圈口花牙圈出三个空挡，而在其下方高束腰的数块绦环板上面，凿出的是海棠式开光透空，孔边起阳线。托泥的表漆脱落严重，近一步透露出制作时代的久远。

　　按照历史学家的记录，金世宗(公元1161-1189年在位，年号大定)时代，他对彼时女真族的日益汉化倾向深感忧虑。于是，他重新翻修了金朝的故址会宁并把她提高到上京的高度，并在那里度过了有生余年，他经常亲自举行纪念宣扬其先祖事迹的各项活动，而且还下达了女真族贵族与平民禁止取汉名着汉服的命令，但这个行政命令，最终可能没有得到认真彻底的执行。

　　于是，这件双面供案之深度雕刻的草原文化内容，足以提示并向我们证明：在金溃败了400年以后的17世纪，女真族的直系后裔满清军队，为什么能够在认真地总结了他们先人的经验与教训以后，走出了茫茫草原并重新登上了北京这个伟大的历史舞台。于是，我们荣幸的又有机会看到了苛刑峻法下的康乾盛世，以及民族性格凝重的清式家具。

　　参考文献：

　　《C.L.MA COLLECTION: TRADITIONAL CHINESE FURNITURE FROM GREATER SHANXI REGION》P.148 ,P.149

　　作者 CURTIS EVARTS

　　出版  C.L.MA FURNITURE ,1999

　　《可乐居选藏：山西传统家具》p.142. P.143.

　　作者 马可乐  柯惕思 2012年3月

　　出版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山西人民出版社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剑桥中国史  VOL.6第六卷  ALIEN  REGIMES AND BORDER STATES 异族王朝和边疆国家 907-1368》(中文译名《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

　　作者 [德] 傅海波 [英]崔瑞德

　　翻译 定宜庄(第三章 金朝)

　　出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