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米长的《遵义之春》，是以著名画家吴山明为主的3人团队精心创作的国家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作品。乍一看，如高岩壁立，既厚重又纯净；再看，如重嶂叠峦，既绵长又雄伟。我小心翼翼地走近它，仿佛置身于画中，徜徉在水墨的世界，触摸到水墨人物的心灵。

心明神秀与永恒的精神内涵

吴山明先生是一位诚实的艺术家。只有艺术家的诚实，才有艺术的真实。美术是模仿自然、还原历史的，但是这种模仿和还原是通过作者忠实性地把生命力和价值观灌注于其中的创造，唯有如此，才有可能让还原再现历史的作品放射出光辉灿烂的美并涌动出令人震颤的力量。《遵义之春》完全具有这样的力量和美感。

《遵义之春》的创作任务是4年前交付给吴山明的。1935年初召开的遵义会议，时隔70余年，斗转星移，腥风血雨，如何还原历史真实？为此，吴山明和他的团队翻阅了大量史料，对比了许多版本，尝试着再现那个虽然举世公认为红色历史经典、却又没有任何遗存可供还原的历史瞬间。吴山明认为，重大历史题材的艺术作品，不是作者个人的表现，而是个人用诚实之心忠于历史、感知历史，并用艺术手段把感知变成具体的普遍认同的形式。因此，这里最基础的应该是洞察力、认知性与精神取向。从这个意义上说，遵义会议的群体形象是知觉形象，是作者的世界观与事件实体共同构建出来的精神形象。遵义会议的形象充分体现了那个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坚持信仰的执着精神，追求真理的牺牲精神，挑战困难的竞争精神，共同作为的团队精神。1935年召开的遵义会议，是对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前期的经验所做的理性反思，弹性调整，是两种不同的军事路线的尖锐性较量和对领导组织机构做出的坚定性行动，它产生的历史性结果，是日积月累的，是与时叠加的。吴山明先生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和知觉才比较成功地完成了这一特殊的艺术表现。

艺术作品所反映的历史真实不是照片复制式的真实，作品所表现出来的事件本身有时代背景，有组织体系，有人物归属，有内心世界，有精神指向。写本文前我专程去了贵州遵义，看过表现遵义会议的雕塑，也看过表现遵义会议的油画，总觉得画不达意，是旅游者观看的制品。艺术品与一般性宣传品的区别就在于有没有实现瞬间的真实与历史永恒的统一。吴山明说，1935年1月的某一个凌晨的真实，并不在于那天有没有星月，并不在于那个会址的坡顶是不是潮湿，而在于那一天作为中国历史特定的坐标是否具有历史风云的凝重与涌动，是否具有历史人物的庄重与生动，是否具有别开生面的厚重与灵动。瞬间的连续性构成了生命与事件的表面存在，在这种连续性下面，艺术家要找寻到更加真实、更为本质的特征，艺术家将捕捉到的这种特征进行艺术处理，从而对现实做出更永恒的解释。寻找瞬间、寻找具有代表性的瞬间、寻找具有代表性瞬间的最本质的特征，成了创作《遵义之春》的重点。遵义会议开了3天，与会人员20人，事件发生已经时隔70余年。花开万朵只表一枝，吴山明选取了遵义会议结束时的那个瞬间。这一天最具代表性和最本质特征的是凌晨。散会后，曙光待露未露；重组中，争论待休未休；转移中，征程待发未发。严冬的早晨，浓重的层云，满地的冰霜，刚开过会的屋子里弥漫着烟雾，吴山明让大门洞开，将树木放大，叫柱子有庄严感，把经典的屋顶略去，掀除压抑感，使与会者在室外更加自由、自如，从而也更加真实生动地表现了历史的真实和自己的知觉。吴山明捕捉到的这个正在转换中的特殊动态，使观者把此前与此后的感觉紧紧连结在一起，真正达到了瞬间真实与历史永恒的统一。

《遵义之春》是人物画。历史人物的造像，不是靠渲染而是靠刻画出来的，必须在历史中提取事件，在事件中提取人物，在人物中提取当事人的生命特征，并在刻画人的生命特征中还原历史。因此，提取当事人当时的生命特征，成了艺术真实的至关重要的手段。要做到这一点，实属不易。吴山明从遵义会议以后的世界中找到了有关材料，他充分地利用了这些材料。几年来，他每天都在翻看历史材料，他要把这些材料变成他生命的一部分，直到融入到自己的意识中去以形成知觉，然后每天都要画画，画那些不熟悉又熟悉的肖像，直到那些形象与自己同化成一体。他说，每一个肖像都画了几十次，每一次都从中提取不同的生命，对每一个人不同的生命特征做出反复比较之后才确立刻画的重点，最后在作品中出现的人，是在他内心中经过长期滋养而产生的“知觉”形象，是从心里“流淌”出来的“那一个”。于是，我们看到《遵义之春》都是活的人物，是个性特征鲜明的人物，因而是壮美神秀的群像。

山明水秀与兼美的艺术风格

《遵义之春》是现代浙派人物画成就的又一个标志性高峰。从吴山明的艺术创新实践看，水墨人物画主要是两条路径，一是如何在人物画中灌注精神内涵；二是如何运用笔墨在状物写心中找到统一。如果说本文的第一部分侧重讨论吴山明在水墨人物画中灌注精神内涵的话，那么，关联性的问题是如何灌注，用什么方法灌注。瞬间的真实当然要状物，永恒的特征自然要写心，知觉的情绪无疑要抒美达意，不然，精神内涵与知觉形象就是徒有其表。

《遵义之春》的艺术实践回答了这样一个问题，即，历史真实与艺术永恒的统一，历史客观与作者主观的统一，笔墨语言与以形写神的统一。吴山明在这一作品中，较好地实现了“状物与写心”、“写实与达意”、“刻画与抒情”，“精微与豪放”的“共同作为”。他以形写神、以神赋形、以心达意、以意表心，让意笔在写形与写意的同时得到充分的发挥，让笔墨的形式美感和笔墨的达意功夫一道得到充分张扬。吴山明的意笔可谓出神入化，在随心流淌中求肖似，在大气磅礴中求精微，在严谨细致中求情趣，在千变万化中求共识，在独特的个性绘画语言中求永恒。

吴山明说，意笔人物，一言以蔽之，其实就是写实功底、个人知觉加上山水造型、水墨刻画。这其中不仅涵盖了中西文化的差异，也蕴含了多少代人的实践积累。吴山明得先天之厚，积后天之学，借西方之鉴，继中国之绝，把浙派人物画推向了时代的前沿。

《遵义之春》是吴山明意笔人物的力作，其中又透出高山的巍峨。吴山明一直认为，人物画要有山水一样的造型，只有开辟传统山水传递读者的审美习惯，并且在清山绿水中提纯置换出全新的造境方式，才是山水入人物画的第一真谛。中国传统写意山水的造型，从来都是平中求奇，如山形一般，山稳、山明、山清、山静、山连绵。《遵义之春》的造型，遵循了中国山水最为传统的造境方式，20人的群像，连成一体，稳如泰山。群像之外，云渡星移，寒流暖意，着处无痕，留守虚空，让山体格外分明清丽。《遵义之春》是山的造型，是静中有动的造型，是连绵不断的造型。所有人物基本采用了竖向笔线，如蜿蜒起伏的集雨沟，所有人物被分成若干个团组，如远近高低不同的山脊线，毛泽东与王稼祥、张闻天一组，朱德与周恩来、刘少奇一组，博古与李德、伍修权一组，彭德怀与陈云、聂荣臻、林彪一组，总体统一，局部呼应，小部对立，个别边缘化，使整个“山体”和“山脉”静中有动，团块连动，对应互动，既呈现出连续不断、通古揽今的纵深感，也呈现了情境交融、人我合一的认同感。

山明水秀。水秀是山明的灵魂，山明是水秀之镜像，长期以来，中国人物画工笔重彩是主流，慢笔细画，丝丝入理，精微以至批毫，细描以至拂尘，曾经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水墨意笔人物另辟蹊径，后来居上，这是中国绘画史上现代浙派最为光彩的亮点。长期以来，吴山明孜孜以求的就是要把水墨随性写心与水墨精微刻画统一起来，做的是“兼”字文章。他认为工笔精微可控但不自由难有气韵，水墨意笔自由大气但不可控难以精微。如何让水墨意笔在保持自由大气的基础上实现精微刻画呢，吴山明的取向十分明晰，即：“有意与无意之间，自如与自然之间，控制与任意之间。”在借鉴西方绘画理论的基础上，他把中国画的写实与写意的元素：线、水、墨进行最大限度的集合与调度，并形成独特性手段和专利性语言。

吴山明认为，中国水墨人物画，重点是要解决好“有笔无形，有形无墨，有墨无水，有水无洇”的问题。作为艺术大家，他看得很清楚，水墨意笔刻画人物，水墨关系至上，墨之于水是刻画手段，水之于墨是变化因子，水墨交融，水墨翻腾，水墨幻化，关键在于水。逢水即化，有水即灵，遇水即醒，吴山明的水分五色，墨设十级，使《遵义之春》呈现千万景象。尽管是灰色调，但是，细看之下色彩纷呈，变化多端，水晕、水印、水渍、水痕、水洇，如万水千山般地丰富，似风雨如磐石般地饱满，充分展示了岁月如痕，风雨洗尘的广度与深度。吴山明的水墨意笔刻画，也得意于他独特的宿墨张力。宿墨为主的水墨笔线，更强化了令人惊叹的细部刻画。

吴山明说，长期以来，我们把工笔和意笔分离，把确定性和随机性分列。其实，有了复合性和水墨意笔之后，共生就有了可能，确定性是随机性的界定值和出发点，随机性是确定性的期望值和归结点。水、宿墨、宣纸介质加上特殊笔法作用下形成的笔踪笔迹笔形笔意，进而产生特定条件下渗化扩张而成的墨趣墨韵墨相墨痕，并与所表现的客体一一对应，意在笔先，笔在意中，似真非真，有意无意，使然而又自然，果然而又本然，意想之中又在意料之外。

意笔对偶然性、随机性的运用和控制，是成熟的艺术家的必然成就，绝不是因为运气，而是经验、胆力、智慧、素养共同集合而成的结晶。经验对偶然性机会的判断，胆力对偶然性机会的控制，智慧对偶然性机会的创设，素养对偶然性机会的应用。以上四点，吴山明都兼具了，所以才有了独创的艺术专利和兼美的艺术风格。

吴山明为中国美术找到了许多无形的东西，并为后人搭建了通往水墨有形世界的桥梁。时间会“驱使”我们通过他的桥，在广袤的水墨世界里，看心明神秀的人物，看山明水秀的风光，在“知觉”的洇润中，作永恒的旅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