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文化价值的自觉
——重读潘天寿
　

一民族之艺术，即为一民族精神之结晶。故振兴民族艺术，与振兴民族精神有密切关系。
——潘天寿《听天阁画谈随笔》

傅巧玲
一


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写下了这样的题目。我始终认为，绘画作为一种艺术语言，要用文学语言来表达，总是显得苍白且缺乏说服力。谈论潘天寿先生的绘画，其气韵、格调、境界，更是难以用文字尽述。画作本身应该是心与心交悟的最好途径。
潘天寿与他走过的20世纪已离我们远去。20世纪是一个特殊的时代：中西文明的碰撞，传统文化价值概念受到的挑战与危机，美术思潮的震荡与 变，人们弃旧图新的渴望……当我们站在21世纪的车轮上，历史地清理20世纪的纷争与焦点，一切都变得清晰起来：中国画发展问题的论争，始终是与中国文化何去何从相伴随；对传统中国文化价值的重估和发展前途的疑虑，引发对传统文化各个方面作整体性检讨，是20世纪纷争的焦点。
潘天寿先生经历了20世纪三次中国画大讨论中的两次，他深知自己所处的语境，但他为什么没有走“西方”或“融合”的道路，而是从14岁开始就“立定志向，决心毕生从事中国画”①，并矢志不移地在传统基础上变革、发展。

二

20世纪初以弘扬“民主、科学”为旗帜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胜利，使中国传统文化的处境出现了微妙的变化，中国画的发展首次面临了选择。1917年，陈独秀就曾提出：“我国美术之弊，盖莫甚於今日。诚不可极加革命也。”“若想把中国画改良，断不能不采用洋画写实的精神。”康有为也提出：“中国近世之画，衰败极矣！”“如仍守旧不变，则中国画学应遂灭绝。”他主张“合中西绘画而为新时代。”此后蔡元培先生也提出：“近世为东西文化融合时代，西洋之所长，吾国自当采用。”“吾辈学画，当用研究科学之方法贯彻之。”这几位先驱在中国科学落后于西方之时，提出向西方学习的精神是可贵的，表明弃旧出新的革新勇气。遗憾的是，他们崇尚科学，却未看到绘画艺术与科学技术的不同，绘画艺术具有民族性，其本身就蕴涵着深厚的民族文化底蕴，离开了本民族的文化，绘画就失去了艺术的灵魂与艺术价值。中国画若离开了中国传统文化，也就失去了中国画存在的意义。
潘天寿虽不曾直接参与二、三十年代关于中国画的论争，但他对于“艺术与科学”的不同，作出了精辟的论述：“艺术在求各民族各个人特殊精神与特殊情趣之贡献，科学在求全人类共同应用效能之增进。”在其1928年出版的《中国绘画史》一书中，他通过论理分析，表明自己的认识，并把创办中国画系、重新研究、审视民族绘画历史作为开拓中国艺术新局势，迎接民族艺术复兴的具体行动，表现了特有的民族文化价值的自觉。
“艺术的世界是广大而无所界限，所以凡有他自己生命的，都有立足世界的资格，不容你以武力或资本等的势力屈服与排斥。”
“近数十年来，西学东渐的潮流，日张一日，艺术上，也开始容纳外来思想与外来情调，揆诸历史的变迁原理，应有所起发。然而民族精神不加振作，外思想，实也无补。因民族精神为国民艺术的血肉，外来思想，是国民艺术的滋补品，倘单恃滋补，而不加自己的锻炼，是不可能成功的事。故想开拓中国艺术的新局势，有待乎国民艺术的复兴运动。”
在这里，他所指的“民族精神不振”，是“五四”运动以后，全盘西化以及对民族文化全面否定的虚无主义思潮弥漫着知识界的现实。潘天寿是这样一个具有独特的价值敏感的艺术家，自他进入绘画艺术领域开始，他便选择了中国画这一传统题材，去承载20世纪中国最急、最深刻的精神问题：振兴民族精神，重塑民族性格，呼唤生命的力度和强度。潘天寿并没有“排斥和拒绝”外来文化，并认为“外来思想是国民艺术的滋补品”，但是他坚持的是，接受外来文化，必须与国有的民族精神结合，而不是取代甚至消灭民族精神。他说过：“历史上最活跃的时代，就是混交时代。因期间外来文化的传入，与固有的民族精神互相作微妙的结合，产生异样的光彩。”潘天寿的这些思想，是基于他对民族文化信念和对西方文化的认识，在今天仍足以启迪人思索。

三

如果说世纪初西方东渐的新文化思潮，使他作出了捍卫民族文化的选择，那么在花甲之年身经本世纪中期的民族虚无主义的又一度洗礼与冲击，使他在矛盾困惑中愈益坚定了其振兴民族绘画的信念。1950年以后，全国文化、教育界展开了大规模的思想改造与文艺整风运动，其间对中国画和中国画家的态度，从他们的艺术理论到创作实践，差不多全被否定。潘天寿先生所在的中国美术学院华东分院（现在的中国美术学院）一度取消了中国画系，传统中国画作为“封建残余”被扔到了角落里。
潘天寿也一度失去了教职，但他对于民族艺术的自信却从来没有动摇过。潘天寿作为老画家中敢于直言的一个，旗帜鲜明地反对民族虚无主义，再三强调中国民族绘画的伟大成就。从《潘天寿谈艺录》所辑录的画论看，在这一时期，他发表了大量的见解和看法。他多次谈到，“每一个国家民族，应有自己独立的文艺，以为国家民族的光辉。民族绘画的发展，对培养民族独立、民族自尊的高尚观念，是有重要意义的。”“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将自己的民族文化看成是莫大的骄傲，以此来证明本民族的文明程度和聪明才智。中国是世界公认的文明古国，传统遗产之丰富，艺术成就之高深，在世界上是少有的。作为中国人，应该花大力气研究、整理、宣扬我们的民族遗产，并从中推出民族风格的新成就。”在1955年的“文艺思想讨论会上”，他对于民族遗产、民族形式提出了鲜明的八条主张：“任何民族都有民族的文化，任何民族的新文艺，不能割断历史来培养和成长。”“号召世界主义文化，是无祖宗的出卖民族利益者。”
强调中国绘画的民族性和独立性，隐含着一个最基本的大前提，即认为这种民族性和独立性正在受到损害和否定。显然，潘天寿关于中国绘画的这一主导思想，正是20世纪以来中国文化受到西方文化激烈冲击的特定时代环境的产物。他对于绘画的民族性和独特性，不论思潮如何变换，不论环境是否有利，都未曾动摇他头脑中的这两个基本点，几十年如一日，一贯而坚定。

重温潘天寿画论，其间洋溢的对民族艺术未来前景的自信，让人感动。东西文化相交的结果，我想应该取决于二者力量强弱的对比，这种对比又涉及到历史文化渊源、综合国力、文化态势和民族心理。中华民族经过20余年的发展与建设，民族自信心得到了很大的提高，弘扬民族精神，成为人们共同的企盼。在这样的环境下，决定中国画前途的应该是中国画家的心态和选择而不是其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