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史应当秉笔直书。不过直率地记录历史，还不是史料的关键。《庄子》这本书直率地记录了很多人和事，能不能作为信史？不能。庄子论人论事，自己的意见都是对的而别人的统统都是错的。比如“濠梁之辩”，按《庄子》的记录是庄子胜。如果换了惠子来记录，会是惠子胜。尽管惠子学富五车，他的才气同庄子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但他是首相，日理万机，没有时间记录这类琐事。同样，历代文人笔下的记录与议论，谁是谁非，不能相信一面之词，必须掌握多方面的证据。否则谁写史书，谁就成了终裁。庄子对别人的批评显示着他的局限与狭隘，他的书只能当闲书读，不能作为判断被批评者的主要依据。这是艺术史家应当注意的问题。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把自己隐藏在材料的背后才是可靠的，必须考察材料的收集者与编写者的立场和社交圈。有什么样的写手和圈子，就有什么样的收集倾向。

当代艺术史不能只重作品而轻人物，不能只是作品与评论的集合，应当撰写“人物志”，对人物及其背景进行全面的考察。人物志不是现成的艺术家评论集锦，评论带有化妆、粉饰的成份。王林约我和李小山写一本中国当代艺术史，我建议开辟一章人物志，相当于《史记》人物列传。三人筛选出十位代表人物，每人各写三到四人。那是八年前的事。后来李小山忙于写小说、我忙于写《中华五色》而搁浅。20世纪写当代史总是只见作品不见人。中国人总是怕活人变质、变坏，因而热衷于为死人写志，死了才能盖棺论定。这项传统在20世纪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你要成为人物，就必须死；你不死，你很难被肯定，你永远只能挨批评。没有人对这种偏狭的国民意识进行过清理，人们已经习以为常，麻木了。死人可以被无上限地吹捧，活人则是无休止的打压。中国人的这套待人之道，很难大面积地剔除，但却可以从我们的笔下慢慢地改变。

成王败寇的历史观，是中国史家从未治愈的遗传病。与此对应的是，从古到今，中国受众也一直是这种历史观的信奉者。艺术史固然不能对所有的艺术家一视同仁，但史家在筛选史料时也不能简单地以一时的沉浮来排定座次。举一个大家熟悉的例子：北方艺术群体的精神领袖是舒群，最初画得也不比王广义差。为什么当代艺术界选择的是王广义而不是舒群？具体说，当初严善錞和吕澎编撰《艺术潮流中的王广义》，为什么选择的是王广义而不是舒群？除了作品，为什么会是情商高、内秀的王广义？为什么不是智商高、个性张扬的舒群？当代艺术是推崇个性的，为什么个性张扬的舒群会丧失一些很关键的机会？总之，既成事实的选择特别值得研究。它能揭示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的文化共识和价值观。